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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将给康局长送钱的事琢磨了两天，夫妇俩也没琢磨出个上佳方案。康局长既没死爹死妈，也没嫁女儿娶媳妇，往往这种时候才是做部下的最激动的时候，也是最能接受考验和发挥聪明才智的时候。可气的是康局长本人也天天如旧，没出什么事。当然不能出大事，比如大面积心肌梗塞，或出车祸严重脑震荡之类，那就没什么戏了。最好是喝酒喝得胃穿孔得打吊针，玩小姐玩出花柳病得住院消炎，这时候去看望领导名正言顺，容易跟领导拉近距离。距离一近，再趁机塞上一把票子，那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

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杨登科终于发现了一个接近康局长的好借口。

这天司机班里就杨登科一个人，连个说话的对象都没有，杨登科只得像往常一样，翻起桌上的报纸来。翻着翻着，忽然发现了康局长的大名。那是一张有些发黄的省报，报上的日期还是半年前的。上面有一篇关于康局长光辉业绩的长篇通讯，占了大半个版面，署了两位作者的名字，前面那位有些眼熟，好像是省报记者，后面那位是吴卫东。文章里面都是一些肉麻的吹捧文字，把康局长当做气球吹到天上去了。杨登科知道肯定是农业局出了大价钱买的版面，不然人家省报哪有义务吹捧你一个市农业局的局长？如今是一个金钱社会，钱可以买乌纱帽，可以买山买水，甚至可以买爹妈买爱情，自然也可以买表扬买荣誉。

杨登科还在文中看到一行字，介绍康局长“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这句话下面不知谁用圆珠笔划了杠，说明有人在意过这句话。文章末尾还附了康局长的简历，明明白白写着他的出生日期：1949年12月22日。杨登科知道贵都市是1949年12　月最后一天才解放的，比起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日子迟了近三个月，所以说康局长“生在旧社会”也是说得过去的。

放下报纸，杨登科就呆在了桌前。杨登科是隐约觉得这篇马屁文章里似有些可用价值，虽然马屁文章臭气熏天。

可呆了好一阵，杨登科却想不透马屁文章的可用价值到底在哪里。其时墙上的钟已走到五点半，杨登科脑子还未开窍。他有些气馁，就站了起来，准备下班。到了门口，脑袋里忽然闪了闪，似有灵光显现似的。杨登科便刹住了，复又转身回去，拿起报纸，眼睛在“生在旧社会”那句话上面稍稍停顿一下，接着瞟向末尾康局长的出生日期上。

杨登科脸上露出一丝笑意，计上心来。

杨登科还望了望墙上的挂历，这天是12月18日。也就是说，过不了几天，康局长的生日就要到了。杨登科为自己的悟性得意起来。当然也要自己有运气，如果不是偶翻旧报纸，也不可能看到这句“生在旧社会”的话，没看到这句话，康局长的出生日期更不可能引起杨登科的高度注意。真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

幸运的还是12月18日这天看到这张报纸，如果四天后再来翻这张报纸，就是知道了康局长的生日，也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

回家把这个重大发现告诉聂小菊，她也觉得这是一个特好的机会。两人于是着手谋划康局长生日时给他送钱的事。钱的数量是早就商量好了的，需要推敲的是如何出手的问题。聂小菊说：“领导的生日含金量向来很高，康局长大概不会白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摆上几十桌吧？”杨登科说：“你是说趁康局长办酒的时候将红包递到他手上？”聂小菊说：“是呀，领导办酒本来就是为了办票子的嘛。”杨登科说：“要是他不办酒呢？”

聂小菊忍不住笑起来，说：“这还值得怀疑吗？亏你还在机关里呆了那么久。我跟你说件事吧。去年才下去的市教育局局长是个比较干净的领导，在位时因怕人说闲话，而且工作也忙腾不出时间，没给自己办过生日酒。下去后才觉得有些亏，心里极不平衡，想补补礼。生日很快就要到了，他亲自动手写了六百张请帖，分发给教育局全体干部职工和各学校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及部分教师，并在市里最高级的酒店预订了三十桌，准备生日那天好好庆贺一番。这位局长是进行过形势分析和多方考虑的，觉得自己在教育局苦心经营了二十余年，局里的干部职工自不必说，不是他点头调进来的，就是他首肯起用的，不是他蓄意配备的，就是他看中提拔上去的；各校的领导也毫不例外是他的亲信，连不少普通教师的高级甚至初级职称，他也打过招呼写过条子。想想也是的，现在退下来半年不到，他们还不至于这么快就把老领导的旧情忘得干干净净吧？不过老局长还有些自知之明，知道在位与不在位究竟不是一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