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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间是后搬来的东北人，像是刚刚赋闲的高级官员，说话挺大呼。搬家时，他指着一双黄色的鞋说，别给我压坏了，这是花6块大洋买的！这句话引起了全院人的注意，我们院确实找不出一件值6块大洋的东西。

我们家住第三间。第四间住着拉洋车的老少三代。北房的西头两间是绱鞋的一家人。南房两间，一间住着父子俩，老头靠儿子捡“沟货”过活。另一间住着拉洋车的一家。西房一间住的是我的老师颜泽甫一家三口。老师每天走着往返前门外“八大胡同”，靠串妓院拉京胡卖唱维持生活。

全院除了过大年能见到有人家买肉，平常日子到兴化寺西口外买两个铜子儿的汤油就算有荤腥儿了。赶上夏天，也许来个卖“杂合菜”的，挑着两个铁桶。那菜虽然名叫杂合菜，其实主要是汤。如果赶上母亲高兴，买两个大子儿的，再赶上里面有虾汤的红色油珠儿，就真算开大荤了。母亲有经验，她先尝尝，因为尽管还没馊，可是已经酸了。她搁点碱，中和一下就能吃了。那么脏的“杂合菜”，吃了也不得病，大概是穷人抵抗力强。

我们院里有棵大白枣树，枣又脆又甜，掉地上就碎，真是好吃极了。但大家谁也不打，都认为是房东的财产，我们这些小孩也只能靠大风的恩赐。今天也许会有某个小兄弟骂我们“傻冒儿”，但不管怎么说，生活是贫困的，人是规矩的。

邻居中印象最深的是小顺子他妈，她小时若能学唱歌，准是个出色的女高音。她每次一喊“小—顺—子—”，能使整个福寿里居民得到音乐享受。

我住的地段还不是北京最穷的地方，当时北京流传着这样两句话：穷德胜门，烂果子市，不开眼的绦儿胡同。的确，最穷的应该说是西绦胡同，那里住的大部分是换取灯儿（火柴）的，那些婶子大娘们每天背着大筐走街串巷叫喊，也难得温饱。

现在要想找我的老住处已经不可能了，就在福寿里，我当年捡煤核儿的地方，盖起了北京师范大学化学楼，年复一年地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才。我的住处也是今非昔比。现在我住进了宽敞、亮堂的高层大楼。当然，北京的住房仍然比较紧张，政府还努力想办法，可人民的生活跟过去比，毕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逢国庆35周年，看看今天，不知当年的邻居们还记得过去不？

父母同台（1）

侯錱

我的母亲王雅兰自幼学习京戏，16岁登台，先工刀马旦，曾在天津、徐州、唐山等地献艺。在早年，梨园行分工很细，旦角门里有闺门旦、花旦、贴旦（比较次要的旦行）、刀马旦等等，各司其职，各有各的戏路。据说清末民初的艺人“一杆旗”、“九阵风”都是唱刀马旦成名的。但凡唱刀马旦的，不论男伶坤伶，都要求“武功纯熟，步法整齐，腰肢灵活”。专工儿戏有：《虹霓关》、《樊江关》、《马上缘》、《穆柯寨》、《天门阵》、《蟠桃会》等等。母亲19岁时，已经名声鹊起，没几年，便挑班挂头牌。听说，母亲的师父就有好几位，但是名气都不大。正如我父亲所言，名（明）师有两种：一种是有名的，另一种是明白的。大概，母亲的师父都属于后者。我姥爷王德山在戏班儿里是后台管事，自己也会说戏，人称“戏篓子”。如果某天某戏中缺少了什么角色，演员需要现“钻锅”，那就必然要找我姥爷，没有不会的戏。若是遇见一位“棒槌”，说上N遍还不明白，尤其是在台上出了错儿，就像我父亲相声《戏剧杂谈》里说的那位跟着三旗儿走，站错了队，“还得老夫把你拉”的笨蛋，他老人家就会怒其不争，紧咬钢牙，因此，被人送了一个“咬牙王”的绰号。他给我母亲找老师一准找“会教戏的”，不找“会唱戏的”。

1941年《新天津报》有评论说：“王亚（雅）兰演《玉堂春》，唱则嗓音洪亮；做则细腻非常，且文武不挡。名虽尚未轰轰烈烈，但伊之艺学亦足独当一面也。”1942年母亲在“导正新剧支团”时应该已是台柱了（见大观园戏报）。1943年她和我姥爷加入由刘汉臣领导的“共和社戏班”，当时的《天声报》说：“共和社戏班，由刘汉臣领导，出演上光明戏院，成绩尚佳。”要说明的是，此刘汉臣先生，并非被军阀褚玉璞枪毙之刘汉臣，不过同名同姓同行也，行内有老、小刘汉臣之分。后来，母亲还与宁萱领导的奎德坤剧社短期合作过。1943年9月3日《天声报》载文：“坤伶王亚（雅）兰为老生老旦王德山之女，工演青衣花衫，颇有造就。今与刘俊文辍演中国戏院，曾一度出演新中央，未几又解约。今闻河北天桂戏院不惜重金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