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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兴奋之情，可以想见。事情办到了这个份儿上，他总算尝到了钢铁带来的一丝甘甜。

汉冶萍后来的情况确如盛宣怀估计的那样，情况一天天好转：汉阳铁厂出铁从原来的每年二三万吨，上升为十万吨以上，钢产量从一万吨左右上升为六万吨；大冶矿石从十几万吨发展为四十万吨；萍乡煤矿从二十万吨发展为六十万吨，焦炭也相应地提高了产量。由于钢铁材料质量的提高，1909年，汉冶萍接到的订单猛增，铁路、桥梁、轨件均来订货，且有应接不暇之势。

1909年的中国，距辛亥革命只有两年了。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盛宣怀逃亡日本，差不多一年后才回国，汉冶萍经历了一场来自政治因素的剧烈动荡。日本人趁中国之乱，想方设法涉足汉冶萍，加上重工业发展中本身固有的种种矛盾和困难，汉冶萍——这盛宣怀亲手“抱大”的心肝宝贝，直到1916年他离开人世，依旧是一块无法痊愈的心病。

第四章　力挽中国（1）

人在商界而鞭辟中枢

1900年（庚子）是百年来中国最“热闹”的年头之一。

这一年盛宣怀正在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的任上，还是汉冶萍公司、中国电报总局和中国通商银行的老板。一般情况下，晚清政坛上的事是轮不到他管的，他肩上那些“富强要政”已经把他忙得够呛了。但是有时候你不管政治，政治还是要来管你的。眼看北方“拳乱”日起，把他费尽千辛万苦建起来的电报、电话、铁路等设施，一阵旋风似地刮得乱七八糟了。在眼看大局愈发不可收拾的时候，他必须出来“突出”一下政治了。

这年春天他接到上谕，要他去北京与聂缉槼会同总税务司赫德，照会各国公使，着手修改税则事宜，争取能够通过增加进口物品税收的办法，来对付因甲午战败带来的巨额战争赔款。

这年五月，北京城里已经有义和团活动的踪迹，马路上时常可以看到义和团的揭贴，在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地，义和团已成如火如荼之势，烧教堂、杀二毛、拔电线杆、掀翻铁路……凡是有洋人和洋货的地方，大都遭了殃。各国不断向北京发出警告，部队正在集结、进发。

要命的问题是，朝廷内部对于“抚团”还是“剿团”的立场长时间不能确定，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慈禧太后忽左忽右，久无定论，督抚大员无法作为，就使得局面越来越乱。以慈禧太后身边的几个“载”字辈的满族亲贵（即载勋、载漪、载濂、载滢，后人称之为西太后身边的“四人帮”）为基干，还有大学士刚毅、大学士徐桐父子、甘军首领董福祥、前任山东巡抚毓贤等，都是力主“抚团灭洋”的“好汉”；而以兵部尚书、汉族大臣徐用仪、光禄寺卿袁昶、吏部侍郎许景澄，以及东南一带的封疆大吏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则是主张“剿杀拳匪”，和平解决教案问题的，主要目的是力争在一个稳定的环境里，师夷之长，加强“新政”，壮大自己。

在此性命交关的紧急关头，老奸巨猾的军机大臣、老佛爷的心腹之臣荣禄却“生病”了，闭门不出，也就不需表态。

这种复杂的局面，精明的盛宣怀在一旁洞若观火，尤其荣禄的态度不明，使他“轧出苗头”，预感到京城将出大乱，于是赶紧收拾行囊，携带家眷，向朝廷奏明“前往上海考察货物时价”，匆匆赶回上海。

盛宣怀毕竟是清廷的忠臣，他家三代受恩于清廷，在此危难时刻，必然以“执政党”的利益为重。于是，他心急火燎地飞驰函电，请求中央赶紧抓住时机，加紧围剿，勿使事态滋蔓。他向两江总督刘坤一通报情况：“拳匪二十九、初一将涿州至卢沟桥丰台铁路车站机厂全行焚毁……”又向朝廷建议：“必须临以纪律严明之大军，方易解散了结。否则养痈成患，滋蔓难图。地方受害，何止铁路！”他又向荣禄等大帅建议：“凡聚众持械，即准格杀，以免统将误会，袖手失机”；津城市教堂三处被毁，聚众不散，病在不肯杀人！”

他甚至直接电奏皇上：“今匪患已著，若再姑容，恐各省会匪愈炽，内外勾结，或有举动，更恐各国推广保护使馆之议，派兵分护商埠、教堂、铁路，何堪设想！……似宜趁各省土匪尚未联合，外人尚未启齿，即就现在有力，克期肃清畿辅，消外衅而遏效尤。”他还劝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应当尽快主动将“剿拳”、“护洋”的方针照会各国事务衙门，要让他们知道，朝廷已经在派兵剿匪了，并无姑息，以堵洋人的嘴。一旦外衅内乱相因而至，大清王朝危若累卵，后果将不堪设想！也就是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