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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琦还有一件当今之人知之不多的壮举，就是在法国曾暗助孙中山先生脱险。孙宝琦当年出使法国时，适逢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后来到巴黎。有一天，湖南籍留学生汤芗铭及王某三人，得知孙中山先生的行踪后，就合谋以问学为由，将中山先生骗出寓所，到一咖啡馆喝咖啡，中途汤芗铭悄悄退出，潜入中山先生的住所，将其行李及文件一并偷出，送至公使馆向孙宝琦邀功。时孙宝琦已看出大清帝国的末路，对革命党极为同情，于是一方面把东西收下来敷衍汤芗铭，暗中嘱托李石曾，将这些东西给中山先生送回去，并送上一笔旅费，劝其赶快转移，中山先生由此得以解脱。有人说，假如中山先生当时碰到的不是孙宝琦，而是其他什么封疆大吏，那后来的民国史大概就要改写了。

此话看来也有一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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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乡关何处（1）

流亡日本好辛苦

盛宣怀被清廷宣布革职，并且“永不叙用”两天之后，他在日本顾问高木陆郎陪同下，经天津去青岛，12月14日由青岛转到大连，12月31日，再从大连去日本，这次还带上了四儿恩颐和五儿重颐。到日本后，在浙江富商、旅日华侨商会会长吴作镆（字锦堂）的帮助下，先住在神户盐屋山的东方旅店，后来则租住当地民屋。世界上的事情常常是无巧不成书，那时他们哪里能想得到，若干年后，盛宣怀与吴锦堂也成了亲戚了。原因是盛宣怀的外孙邵式军（四小姐盛樨蕙的儿子）娶浙江督军蒋尊簋的女儿蒋冬荣为妻，而蒋冬荣的外公正是当年在日本的吴锦堂！

神户依山傍水，与明石市毗连，宽阔的明石海峡，终年风清月朗，类似中国的青岛。可是这一次来日本不比上次来治病，他无心欣赏皓月长风，能有个临时的安身之地已是不错了，况且国内来的消息，无不是些“抄没、查封、勒捐”之类的坏消息，这使他在穷愁潦倒之际，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自觉老境已至矣。

他不得不接连向国内发电发信，主要是请他的一些洋朋友，在此危难之时，出来帮兄弟一把，出面保护盛家的财产。受其委托的人主要有：日本人森恪（三井洋行职员）、英国人答拉斯（英国通和洋行经理）、美国人福开森（字茂生，盛本人的洋顾问，曾任南洋公学总教习，由盛氏保荐为大清邮传部的洋文秘书）、日本人高木陆朗等。

他接连签署“委任状”，委任森恪：“所有别表目录记述一切财产，原来归盛氏独产及其股份之私有者，现次为森恪君代表盛氏，所有以上一切财产交付森恪君。故兹言明：森恪君有一切全权（随时电商）。特给为据。”又与高木陆郎订立由朝日商会出面保护盛氏财产的合同，合同规定：“所有盛杏记苏州、南京、杭州、湖北各地基并江苏各典当以及各市房，委托朝日商会保护。”在此之前，还曾将一份在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的五十万两银的押据，过户于福开森的名下，又请福开森帮忙管理一部分房产。通过答拉斯，办理招商局各码头在汇丰银行抵押银一百四十五万两……

这些洋朋友鉴于旧情，都是肯帮忙的，问题是革命浪潮到来的时候，洋人的身价也掉了，尤其是日本人。有时日本人越出面越糟，基层革军根本不买账，越是依靠日本人就越是说明你卖国！于是他的三儿子盛同颐赶紧给老爸去电报：“还产无公令，骤由日人出面，无论有效与否，恐群起反对，内地尤虑生枝节。万一决裂，几无立足之地，乞详酌再办。”盛宣怀的亲信李维格（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经理）亦来电报说：“察看情形，公若借外力，不但财产不保，尚恐激成他变。朝日商会事亦万不可行。只有静候风渐过去，再筹保金，押股人极疑虑。”

这样一来，简直就无计可施，只好束手待变，等待命运的发落了。还好，渐渐地，总算盼来了点好消息，长房长孙盛毓常前被浙江军政府拘捕，后由上海军政府都督陈其美以“盛氏罪状未定”为由给放出来了。真是谢天谢地，只要人没事，这比什么都好。盛宣怀忙打电报问管家顾泳铨：“常放（毓常被放回），谁之力？朝日商会罢。”看来日本人还是有点用的，于是又恢复了些信心。

第八章　乡关何处（2）

果然，高木陆朗二月份的来信，带来了更重要的好消息，关于保护盛氏的所有财产事，接到森恪从南京的来电，说是经过各方走动，已跟民国政府说妥，民国政府将照宫保所拟草稿办理，可知照各省都督府，完全保护等等，望祈放念为荷。然而，关于“报效”（即捐饷）一节，原先已许诺三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