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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中旬，基奇纳同意派出正规的陆军第29师来加强远征军。

海军对达达尼尔海峡各要塞的炮击于2月19日开始，并用战舰运送小股部队登陆，摧毁了海峡入口处的一些炮台。但由于健康不佳的地中海舰队司令S·H·卡尔顿指挥不力，行动极为迟缓。海军部很快以海军少将J·N·德罗贝克取代卡尔顿指挥这次行动。3月18日开始了第二次重大进攻。英法军舰受阻于敌人的布雷区，有两艘英国战列舰和一艘法国战列舰因触雷而沉没。德罗贝克决定推迟行动，等着能与陆军发起联合进攻。但英国军队陆、海军之间互不协调的弱点此时充分暴露了出来。基奇纳此时认为西线可能需要某种难以预料的紧急支援，把原定加强远征军的第29师扣住不放。丘吉尔为此极为恼火，在战时委员会上提出强烈抗议。等到基奇纳终于同意放行第29师时，原来备用的运兵船队又已改派它用了，使该师直到4月中旬尚未开赴达达尼尔海峡。由于各种因素造成的延误，土耳其军队得以喘息并巩固了自己的防御阵地。协约国联军于4月25日重新发起猛烈进攻，但很难取得进展且遭受了重大伤亡。局势呈现出一种僵持状态。

这种局势使达达尼尔战役成为人们议论和批评的中心话题，也使费希尔的反对更为强烈。到了5月中旬，费希尔断然提出辞职。丘吉尔与费希尔合作关系的结束，是达达尼尔事件导致现任内阁政治危机的一个标志，被认为“是组成第一届联合政府的信号，这一切都预示着英国党派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前景”。当阿斯奎斯于15日得知费希尔辞职时，曾试图挽留他。费希尔拒绝与丘吉尔和解，并要求更新海军部班子。加上其他政治因素的促成，阿斯奎斯决定组织联合政府。在与保守党领袖进行协商之后，阿斯奎斯解除了丘吉尔的海军大臣职务，而让其担任在内阁中地位较低的不管部大臣。如劳合—乔治曾经指出的，这个职位“……一般留给新进内阁的阁员，或者留给已明显年迈体弱、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丘吉尔的秘书马什认为，“就工作而言，不管部当然是一出滑稽戏”。丘吉尔的母亲伦道夫夫人则“害怕温斯顿无所事事会感到十分悲伤”，她曾写道：“那是对他多么可怕的伤害和肢解，把他从那里（海军部）的工作岗位上调离，就好像贝多芬变聋了一样。”丘吉尔自己的体会则更为深刻，他后来写道：

“我了解每一件事情，但却什么事情也不能干……，活像一只从深水中捕捞出来的海兽，或者像一个突然浮出水面的潜水员，我的血管由于压力突降而有破裂的危险。”

此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仍持续了一段时间。第一届联合政府专门成立的达达尼尔委员会机构臃肿、人员冗多，意见难以统一；加上前线指挥官的延误，使战事毫无进展。拖到10月下旬，内阁最终作出了英军撤出加利波利的决定。阿斯奎斯决定将达达尼尔委员会改为作战委员会，精简人员，负责监督一般的作战行动。丘吉尔未被包括在作战委员会之中，于是他给首相写信说，他不愿养尊处优、无所事事，而“应无保留地听从军事当局的安排，我注意到，我的团是在法国”。11月15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表了辞职演说，其中他特别明确指出：

“我在海军部任职期间，没有一项重大的政策性行动、舰队的重新分派计划、船只的调动和作战计划，不是征得了海军第一海务大臣同意的，而且记录在案。”

《泰晤士报》称这次辞职演讲为“一次不容置疑的议会胜利”。《曼彻斯特卫报》则称他的辞职为“公众一次重大的不幸”，为之而深表惋惜。这些公众舆论反应对丘吉尔多少是一种安慰，但并不能彻底抹平党派斗争中的政治打击在他心灵中留下的伤痕。身为政治家的丘吉尔在战争中一心扑在海军部的工作上，把党派之争放在了一边。他的老朋友比弗布鲁克勋爵写道：“1915年丘吉尔垮台是因为他过于自信和太不谨慎。他既不拢络自由党人，又不同保守党人和解。”以致于阿斯奎斯在考虑组织联合政府时，保守党领袖博纳·劳声明，如果丘吉尔不离开海军部，保守党就拒绝支持政府。而丘吉尔却在战争刚一开始时，就曾提议吸收保守党人组织联合政府；在战争中他毫无保留地与保守党朋友一起坦率地讨论战时政策；甚至在他离职时，还推荐保守党领袖巴尔弗继任海军大臣。相形之下，丘吉尔比那些囿于党派之争的政治家们要高尚得多。当他被毫不留情地排挤在政治圈外时，他心中的愤懑之情是不言而喻的。或许，他即将作为普通军人远征法国的悲壮选择，就是他以具体行动对那些擅长于运用政治手腕进行党派之争的两党政治家们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