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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到唐宁街11号他的官邸里进行讨论。据格里哥回忆，凯恩斯认为：如果恢复金本位制，财政缺口将比预料的要大得多，只能靠降低价格水平才能弥补，而这又将导致失业和罢工。财界代表则认为，凯恩斯夸大了不利情况；这些不利因素将是短期的，将会被银行业、保险业和航运业的长远利益所抵销。丘吉尔被与会的大多数人对恢复金本位制持支持态度所打动。后来他和诺尔曼与首相举行会晤，一致同意在新的财政预算报告中出台恢复金本位制的政策。

1925年4月28日，丘吉尔在下院作了他的第一个财政预算公布演说。他宣布恢复金本位制；降低所得税、增收丧葬税和各种间接税；恢复征收麦肯纳税。同时，他宣布实施对孤儿寡母的救助计划，将发放养老金的年限从70岁降为65岁。固然这后两项措施是早已包括在内维尔·张伯伦提议的保守党竞选纲领中，但就连张伯伦本人也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的计划。我们曾保证要做这些事情，但我认为，要不是他把这些事情列为预算计划的一部分，那我们今年就不会实际去做这些事。就我的看法而论，由于他的首创精神和干劲，他个人应得到特殊的荣誉。”

张伯伦还认为丘吉尔这篇持续了两个半小时的演说“是一次绝妙的表演”。前工党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虽然把丘吉尔的预算斥之为“迄今所公布的最坏的富人预算”，即种种计划和措施基本上只对中上阶层有利，但斯诺登也承认“这是一次伶牙俐齿和巧言善辩的巨大胜利”。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们则发现，长期以来被他们视为旗手的丘吉尔，此时已背叛了他们的事业。

由于恢复金本位制“需要采取一种极其严格的债务偿还政策”，压缩政府经费开支就成为一种必然。丘吉尔在上任之初就曾向鲍德温提出，必须限制军费开支。此时，他更加坚决地对增加海军和空军预算的计划提出了批评。他对首相说，制定海军经费计划的“基点应放在最近20年内不可能同一流的海军大国发生海战上”。他认为，德国海军已被摧毁，美国海军没有敌意，日本与英国仍是盟国，无论近期还是将来都不可能进行战争，而其余的则不足为虑。他甚至提出应打消在新加坡建立海军基地的想法，而这正是他以前攻击工党政府的理由。

由于丘吉尔对海军问题特别熟悉，所以他把为海军“在内阁进行殊死斗争”的海军大臣逼得难以招架。第一海务大臣比蒂曾写信给妻子说：“我们遭到这届政府的严重打击……，实际上我们在海军做事比工党政府执政时期还要困难。当然，账要算到身为财政大臣的温斯顿身上，他发疯似地节约开支。”问题最后提到帝国防务委员会上，而该委员会的结论倾向于同意丘吉尔的判断。这使海军大臣布里奇曼和比蒂处境更为困难，两人拒绝轻易废止海军建设计划，闹得几乎濒于辞职。鲍德温出于避免不利政治影响的考虑，亲自出面为双方进行调解以找出妥协的解决办法。结果决定，海军计划大部分可以接受，但应尽量采取节约措施并把部分经费缓至下半年拨付。这样总算平息了事端。

空军方面，由于得到了空军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和空军元帅特伦查德的较好合作，削减扩军计划时未产生大的矛盾。这样，丘吉尔在压缩军费开支方面的工作收到了一定实效，使他得以贯彻执行债务偿还计划和维持较低的所得税征收水平，也就使恢复金本位制的政策得以顺利推行。

金本位制为英国财界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据统计，这一政策为英国财界获得了大约十亿英镑的额外收入。但从根本上看，这一做法却是错误的，因为它对英国工业和工人阶级都是一个沉重打击。经济学家凯恩斯作过统计，这一做法使得英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提价12％，而提价使商品缺乏竞争力。这就使当时英国工业为适应已发生变化的世界贸易格局所做的调整工作增加了困难。为消除这12％的提价，英国厂商就得削减工资、加大劳动强度，这样又导致失业和罢工。到了1931年，金本位制再也坚持不下去了，英镑被迫实行再次贬值。

后来凯恩斯出版了一本题为《丘吉尔先生经济政策的后果》的小册子。书中问道：“为什么丘吉尔犯了如此愚蠢的错误？……大概，部分原因是，他缺乏不致犯错误的洞察力；部分原因是，他没有主见，听从了财界的大喊大叫的要求，而首先还是他的专家们把他搞糊涂了。”人们认为，凯恩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他对丘吉尔的“谴责未免太过份了”。丘吉尔当然要负很大责任，但责任却不应由他一个人来负，因为“他在这方面的行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三大政党的首席财政发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