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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会写得这样卑鄙龌龊，会这样粗制滥造。赫尔米娜读了文章，从中得知，哈里·哈勒尔是害人虫，是个不爱祖国的家伙，只经这种人和这种思想被容忍，青年人被教育成具有伤感的人道主义思想，而不想向不共戴天的死敌报仇作战，那么，这对祖国当然只是十分糟糕的事情。

“这是你吧？”赫尔米娜指着报纸上我的名字问我。“你树敌还不少呢，哈里。你恼火吗？”

我把这篇文章看了几行，全是些老花招。这些谩骂的话没有一句不是陈词滥调，这些年里听得我耳朵部长了老茧。

“不，”我说，“我不恼火，我早就习惯了。我几次表示过我的看法。我认为，每个国家，甚至每个人，在政治‘责任问题’上都不应该浑浑噩噩地沉醉在编造的谎言中，他们都必须在自己身上检查一下，他们犯了什么错误、延误了什么时机、保留着哪些陈规陋习，从而也对战争的爆发和世界上的其他不幸事件负有一定责任。这也许是能避免下一次战争的唯一道路。正是这一点，他们不能宽恕我，因为他们自己一皇帝、将军、大企业家、政治家、报纸——当然是完全无辜的，他们对自己毫无可以指责之处，他们谁也没有一丝一是责任！人们可以说，除了一千多万被打死的人躺在地下以外，世界上不是一切邻很好吗。赫尔米娜，你看，这种诽谤文章虽说不会让我生气恼火，有时却也使我伤心。我的同胞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阅读这类报纸，每天早晨和每天晚上听到的都是这种调子，他们每天被灌输，被提醒，被煽动，被搅得不满和发火，这一切的目的和结局就是爆发另一场战争，而下一场战争也许比上一次战争更可怕。这一切非常清楚简单，任何人都能理解，只要思考一个小时就能得到同样的结论。可是，谁也不愿这样做，谁也不想避免下一次战争，谁也不想为自己和子女、后代避免一场死人的大厮杀。思考一个小时，检查一下自己，扪心自问，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世界上的坏事，承担多少责任，你看，这就没有人愿意做！于是一切都按老皇历进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非常热心地准备着下一次战争。我明白了这一点以后，我的身心就麻痹了，绝望了。对我来说，已经没有祖国，没有理想了，这一切都只是那些准备下一场屠杀的先生的装饰品。按照人道主义原则去思考，把它说出来，写出来，这已经没有用了，头脑中想出一些好的想法已经无济干事——这样做的只有两三个人，而每天都有成千家报纸、杂志，成千次讲演，公开或秘密的会议在宣扬完全相反的东西，并且达到了目的。”

赫尔米娜很关切地听了我的议论。

“是啊，”她开口说道，“你说得不错。自然还会有战争，这一点用不着读报就知道。人们当然可以为此感到伤心，可伤心也没有用。这就像一个人无论怎样反对，怎样努力都不免一死一样。跟死亡作斗争，亲爱的哈里，始终是一件美好的、崇高的、奇妙的、可尊敬的事情，反对战争的斗争也是这样。但是，这种斗争向来都只不过是毫无希望的堂吉柯德式的滑稽剧罢了。”

“这也许是真的，”我激烈地大声喊道，‘它是，反正我们很快就要死，所以一切都无所谓了，这一类所谓真理只能使整个生活平庸愚蠢。难道我们就该把一切都扔掉，放弃一切精神、一切追求、一切人道的东西，让虚荣心和金钱继续发号施令，喝着啤酒，坐等下一次总动员？”

这时，赫尔米娜奇特地看着我，这目光一方面充满快乐、讥讽、戏德、谅解和友谊，另一方面又非常庄重、深邃、严肃，并充满智慧。

“你不用这样，”她非常慈爱地说。“即使你知道，你的斗争不会成功，那你的生活并不会因此就变得平庸和愚蠢。反过来，哈里，如果你在为某种美好的事物和某种理想斗争，而认为你一定要达到目的，这样倒是要平庸得多。难道理想都能达到吗？难道我们人活着就是为了消除死亡？不，我们活着，正是为了惧怕死亡，然后又重新爱它，正是由于它的缘故，有时这一点点生活在某一小时会显得如此美妙。你是个孩子，哈里。现在听我话，跟我来，今天我们有许多事要做。今天我不想再谈战争和报纸的事了。你呢？”

噢，不，我也准备好了。

我们一起走进一家乐器店，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城里一起走路。我们挑选各种留声机，开了又关，关了又开，试听唱片。当我们选到一架价廉物美的留声机时，我想马上把它买下，赫尔米娜却不愿意急于求成、她把我拦住了，我只好跟她一起到第二家乐器店去。在那里我们也试了各种系列、各种大小、各种价格的留声机，这时她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