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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5）王杲就擒，明廷大喜，幼君御殿宣捷，祭告太庙，并行献俘大典，百官称贺，有功诸臣皆获厚赏，李成梁由署都督同知，世荫千户，晋左都督，世荫都指挥同知。海西塔山前卫都督王台加授勋衔，特封龙虎将军，二子并进都督佥事。阿台之灭，明帝御皇极门宣辽东大捷，祭告太庙，群臣欢庆。宁远伯李成梁岁加禄米一百石，荫一子为本卫指挥佥事世袭，巡抚兼右佥都御史周咏升总督兼右都御史，总督吴兑升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周咏、吴兑还各荫一子锦衣卫千户，巡抚李松升右副都御史，荫一子入监，辽海东宁参政张崇功升按察使，开元兵备佥事靖四方进右参议。大学士亦缘功奖赏，元辅张居正荫一子锦衣卫世袭指挥同知，次辅张四维荫一子锦衣卫世袭百户。从征官兵，亦各赏银币。觉昌安、塔克世既向导有功，而且“有殉国忠”，理应得获重奖，海西酋长王台可封龙虎将军，二子荣授都督佥事，觉昌安的子孙自然也可援例封授官职，领取奖银，至少也可当个都指挥乃至都督佥事。如果这样办理，努尔哈赤家便可逢凶化吉，因祸得福，有了明帝的厚赏擢升和支持，他们几个二十多岁的有为青年，便可乘机招兵买马，扩大势力，称雄建州女真了。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这种可喜图景并未出现，相反，努尔哈赤弟兄陷入了逆境，险遭灭门之祸。

第三节 癸未起兵（4）

《武皇帝实录》卷一，对努尔哈赤家的处境，作了如下的叙述：

（万历十一年二月）…被尼康外郎唆使大明兵，并杀觉常刚父子。后太祖奏大明曰，祖父无罪，何故杀之。诏下，言汝祖父，实是误杀。遂还其尸，仍与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复给都督敕书。太祖曰：杀我祖父者，实尼康外郎唆使之也，但执此人与我，即甘心焉。边臣曰：尔祖父之死，因我兵误杀，故以敕书马匹与汝，又赐以都督敕书，事已完矣。今复如是，吾即助尼康外郎，筑城于甲板，令为尔满洲国主。于是，国人信之，皆归尼康外郎。其五祖子孙，对神立誓，亦欲杀太祖以归之。尼康外郎又迫太祖往附，太祖曰：尔乃吾父部下之人，反令我顺尔，世岂有百岁不死之人。终怀恨不服。《武皇帝实录》的这段叙述，有些地方不够准确，如所谓“诏下”，“给都督敕书”，等等，并无其事，叫场、塔失当时还是人微资浅，其名未能载于奏疏上达帝君，亦无授予都督的特旨，直到六年半以后努尔哈赤才因功、因势、因祖和父“殉国忠”而由都指挥进封都督佥事。但是，总的来看，它对努尔哈赤一家处境的表述，还是大体符合实际的。

第一，它载明努尔哈赤得罪了明朝边臣，栽下了祸根。当时，辽东大捷，强“酋”就擒，明朝君臣踌躇满志，趾高气扬，蔑视“东夷”。在这样的气氛下，明边臣承认是“误杀”，送回叫场、塔失之尸，给予敕书、马匹，允许努尔哈赤袭封都指挥，这对天朝大帅来说，算是念其向导之功，从优奖赏，恩赐够为隆重了。可是，他们没有料到，一个二十五岁的小小女真努尔哈赤，竟然要求执送尼康外郎（又写为尼堪外兰），以报杀害父、祖之仇。

这个要求，本来是合理的。努尔哈赤很清楚，父、祖之死，不管是误会，还是尼康外郎的挑唆，或者是蓄意所为，总是死于明兵之手，明朝君臣就是他的仇人，此仇不报，有何颜面生于世间。但是天朝“圣皇帝”威严无比，辽东守臣，“自视其身，如在霄汉”，直到三十一年以后，努尔哈赤已经成为辖地数千里，臣民数十万的女真国聪睿恭敬汗时，致书辽东巡抚郭光复，仍尊郭为“地方之主”，比为“太阳”，自居阿哈。这样贵贱悬殊强弱显异的局面，微弱小部酋长努尔哈赤，他敢向明帝索报父仇吗？那无异是以卵击石，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怎么办？是忍气吞声，屈于威势，置父仇不顾，而谄事明帝，图求个人安乐，升官晋爵，当一个不孝之子无耻之男，还是不畏强暴，挺身而起，直斥明朝君臣，披甲上阵，浴血奋战，宁可玉碎，不为瓦全，做一个有血性、有骨气、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和笃孝的义子？或者是既要牢记大恨，誓死报仇，又要讲究策略，在力不能及之时，暂时克制，不把矛头指向明朝，而将怒火引及次要之敌，一则略释心头之恨，二则尽可能地避免明廷的敌视，从而蓄积力量，待机而动？刚毅聪睿的努尔哈赤采取了第三种方针，向明朝讨索仇人尼康外郎。不料，这一正当的要求，竟惹恼了骄横跋扈的明朝边将，被他们视为无理取闹，严词训斥，一口拒绝了。真是，祸不单行，父、祖既死，又开罪于明帅，不仅得不到天朝的恩赐和支持，反将受其打击迫害，努尔哈赤的希望完全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