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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爱作谎言，曾上文书向汗“求功”（即求升职），经审查，皆是将他人之功“伪为己功”，被定死罪，后免死，“单身给与四贝勒”。可见他也是皇太极的旗下人员。最后一人是蒙噶图，隶满洲正白旗。这样看来，四个调查大臣中，三人是皇太极的属人（其中一人与代善有怨），一人为皇太极的党羽，他们的调查结论当然有强烈的倾向性，当然对代善不利。

其三，大福金这样行事，目的为何？属于什么性质？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也是一个很易判明的问题，但又是一个无法得出符合实际结论的难题。问题本身并不复杂，努尔哈赤自己也清楚，因为他曾经宣布，自己去世以后，由大阿哥“善养”大福金及其他幼子，这就是说，代善已被立为嗣子，将要继承为汗。在这种条件下，大福金自然就会想到，要与代善搞好关系，博其好感，因而备办佳肴，送与代善，常遣人前去问候。照说，这也是人之常情，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是，首告之人偏要小题大做，调查大臣又从中兴风作浪，硬给大福金、代善二人扣上了关系暧昧的帽子，激怒了努尔哈赤。大福金和代善对此无法反驳，因为，这个“私通”之罪并未公开宣布，并未告诉代善，弄得两人想申辩想解释都不可能。

其四，努尔哈赤以“窃藏财帛”为名而休离其妻，根据是不充分的。堂堂一国的国母，至高无上的君汗的大福金，收藏的金银财帛多一点，有何不可？何况，老档只言其多，没有总的数字，唯一的一个数字是从阿济格阿哥家中查出帛三百匹。三百匹，并不算多，赐予总兵官巴笃理及其弟蒙噶图一两件衣物，不过是一点儿小小的礼物。至于赏赐村民财物，这是争取民心宣扬汗恩的好办法，对后金，对英明汗并无损害！可以肯定，大福金富察氏有权收藏财帛，有权赏赐臣将，也有权施恩于民，这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罪。唯一欠妥的是，大福金未将这些事向汗言明，触犯了夫君的威严。

总起来说，大福金富察氏没有大的罪过，她被休离，是一件冤案，而且可以说是一件经人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案件，其目的是陷害大福金、大贝勒，争夺后金最高统治权。这从下述代善被废除太子之事，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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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太子”之废（1）

一、　军功累累的大贝勒

《清太宗实录》说，努尔哈赤“未尝定建储继位之议”，没有立过嗣子，这在评述褚英的执政，已证明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其实，努尔哈赤不仅曾经委任褚英执政，指定为汗位继承人，而且在处死褚英后，又立了第二个嗣子，并明确称为“太子”。这个太子，不是《清太宗实录》宣扬的“（太祖）圣心默注，爱护独深”的皇太极，而是褚英同母所生之弟代善。努尔哈赤做出这样的安排，是有其特定历史背景的。

代善是努尔哈赤第二子，亲母为第一个大福金佟佳氏。褚英死了以后，论嫡庶，代善是中原所谓正宫皇后之子，叙长幼，他是现存十五个皇子中最为年长之人，就此而言，立为太子，也是够格的。同样重要的是，直至被废去“太子”之前，代善是皇子之中军功最为卓著之人，也是权势最大的贝勒。

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代善随叔舒尔哈齐贝勒、兄褚英贝勒，偕费英东、扈尔汉、扬古利，率兵三千，往接蜚优城归顺女真，回返时，乌拉布占泰贝勒遣兵一万，突然冲出，拦路劫杀。敌兵三倍于己，早有准备，以逸待劳。己军远道跋涉，仓促应战，实力悬殊，军心不稳，在这关键时刻，褚英、代善策马愤怒说：

吾父素善征讨，今虽在家，吾二人领兵到此，尔众毋得愁惧。布占太曾被我国擒捉，铁锁系颈，免死而主其国，年时未久，布占太犹然是身，其性命从吾手中释出，岂天释之耶？尔勿以此兵为多，天助我国之威，吾父英名夙著，此战必胜。《武皇帝实录》卷二。

话并不多，然而相当精彩，十分中肯。此时建州军队，面对强敌，最需要的是必战必胜的决心和信心，尤其是必败敌军的信心。褚英、代善正是看准了这一点，着重从两个方面来讲。其一，反复宣扬汗父为天所祐，百战百胜，威名远扬，敌军闻之无不丧胆，因此尽管敌兵众多，亦不足惧，“此战必胜”。其二，大讲布占太战败被擒，送彼回国为主的历史，丑化、贬低其人。这一点，很有说服力。从征兵将，很多人参加过十四年前的古勒山之战。当年，布斋、布占太率领叶赫、乌拉九部联军三万，直奔费阿拉，杀声震天，欲图一举消灭新兴的建州。努尔哈赤虽然将寡兵少，却勇猛冲杀，大败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