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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谁都清楚这些研究资料，而且，我还经常向我的病人列举这些研究结果和统计数据。即便如此，一层疏远的隔膜还是在我周围笼罩着，使得我感到自己与病人远远地隔开。同时，也让我产生了这样的幻觉，好像我掌握着所有问题的答案，因此，我自己是个从来不会生病的金钢。

于是，当我仍在斯克里普斯中心工作时，一些转变悄然发生了。其中之一便是，我清醒地意识到我过去所接受的医学教育使得我更像一个专门进行疏通工作的高科技水管工，而不是悬壶济世的大夫；我被训练成一名坐等心脏病人上门的大夫，而不是预防疾病的医学从业者。

我刚到斯克里普斯中心时，我对工作充满了激情，因此，我根本没有想到一名五年前接受过心脏架桥手术的病人还会因动脉再次堵塞而就诊。我只是简单地再次帮他进行搭桥手术，就此了事。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开始感觉到仿佛有人在心脏脉管搭桥室里设置了一扇我看不见的旋转门，让我的病人一次次重返我的手术台。

我的日程表就像我的通讯录一样；我很喜欢我的病人，但是我与他们之间靠得太近，以至于失去了一些分寸。我不仅能记住我每周日程表上的病人名单，而且，我还能在我们做心脏造影术前，就预知到动脉堵塞的再次发生。

当我对一名挂号处的职员说到这件事时，她耸了耸肩：“知足吧，我们忙得很。”我明白她的意思，这倒也是真的，我们的职责就在于救治病人。如果没有人生病的话，我们从哪里挣钱吃饭呢？

但是，即便是动脉搭桥手术，也同样产生一个全新的问题。当我们用气球和支架撑开一根动脉时，有些病人的动脉居然会做出受到损伤的自动反应，然后，开始相应地进行自我修复，使得动脉再次变窄。

我们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新的困境，那就是进行心瓣手术后动脉再次出现狭窄现象，这往往是由动脉内的受损组织形成的，这种现象的发生几率接近20％，有时候还会反复出现。我们发明了一种阻止这种现象的手段，那就是把一种微量放射性元素——铱192放入动脉里。这种手段由保罗·特尔斯特恩博士率先引入，在心血管手术里堪称进步巨大。在今天，我们拥有了外裹着抗生素的心脏支架和化疗辅助，于是，我们在99％的程度上可以防止受损组织的形成。但是，我感到我们对一些事情仍然蒙昧无知。为了搭桥手术的成功而阻止身体自身的修复功能，这好像是在错误的道路上前进一样。我们阻断了心脏自身的治疗修复功能，而不是学会怎么去驾驭它。

尽管在我们的努力干预下，在2002年间进行了100多万例的心脏搭桥手术，50多万例的胸腔手术或搭桥手术，心脏病仍然是美国的头号杀手。公众每年把大量金钱花费在胸腔手术上，可即便是在我们万分努力终于使得病人赢来一线生机后，我仍然气馁地发现那些稍有好转的病人高高兴兴地躺在床上啃着烤牛肉三明治，上面还浇着厚厚的一层蛋黄酱。

有些医生和护士的态度是：“他们生着病呢，由他们去吧，爱吃什么就吃什么。”

可是，如果在医院里采取这样的态度，就等于默许病人：“吃这些食物对你没什么影响。”

尽管许多问题我给不出答案，许多治疗手段我还掌握不了，但我的病人还是络绎不绝地前来就诊。

我有一名45岁的女病人宝拉，她患有心绞痛。她向我咨询如果不服用安眠药她就无法入睡该怎么办，还问我不吃降压药就能控制血压的办法。听了她的问题，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找不到答案。

第三章　重重压力的迷雾（5）

当那名上了年纪、衣冠楚楚的男病人费德里克先生承认说，服用降压药导致了性功能减退，如果他还想继续过性生活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时，我比他坐在一旁的妻子还要窘迫不安，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在一次病房巡察中，我问我的病人梅正在服用哪些维生素和营养剂，她把一口袋东西抛到我面前。

“这是什么？”

“我的草药茶。”

我把口袋里的小瓶子挨个看了一次，里头的药剂包括：猫爪藤、黑升麻、蒲公英、水飞蓟——一半的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