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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教育体系和实力落后，就把学生送到世界最好的大学去“借鸡生蛋”，这也正是“人才外流”的意义之一。一个落后国家要崛起于世界之林，去世界上最发达先进的国家学习技术、经验、理念必不可少。

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自全球化进程开始以来，除了早期欧洲之外，所有目前存在的新兴大国，从早期的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到上世纪下半叶的日本、韩国、以色列，再到本世纪的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以及复苏的俄罗斯，甚至包括爱尔兰、新加坡、越南、墨西哥。无一例外，都有庞大的海外族裔人才资源。与此同时，大多数中东国家尽管通过石油成为“富国”，并有庞大的外来人口，但主要是外籍劳工，并没有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因此并没有成为新兴大国。

印度政府曾公开反驳联合国的人才发展报告，表示联合国所称的“印度每年因人才流失损失20亿美元”是不正确的。当年被称为“计算机总理”的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就发表言论说：“即使一个科学家、工程师或医生在50岁或60岁时回到印度，我们也没有失去他们。我们将因为他们到国外获得经理职位或成为富翁而高兴。我们不要大惊小怪，不要把这看成是人才流失，而应把它看成是智慧银行，正在积聚利息，等着我们去提取。我们必须培养和发展不仅能在印度工作，也能在全世界工作的人才。”　。　想看书来

存在海外人才银行的储蓄（2）

人才外流除了会携带技术、资金、经验回流之外，也会带来了汇款、投资以及对跨国贸易的帮助。汇款是发展中国家在外国直接投资（FDI）之后的第二大外部资金来源　。2005年，世界汇款总额72％大约1670　亿美元流入了发展中国家。其中，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印度和中国是收到海外汇款最多的国家。在这些国家的引进外资当中，海外族裔也扮演重要角色。

但是，外流的人才做出贡献是建立在回流以及环流的基础之上。这是我一再强调的观点，真正带来外包业务和汇款投资也大多是滞留在海外、却在进行人才环流的群体，而不是已经彻底流失海外的本土出生的人才。相反，那些彻底流失的人才，反而会把在祖籍国的资金和产业转移到海外，因此损失通常会高出所能带来的回报，这是必须承认的事实。

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崔大伟曾对“侨居方案”展开研究，他认为这一方案可以改变人才流失，使人才即使侨居国外也能为本国做出贡献。但他在引用AnnaLee　Saxeninan对于360名在硅谷华人企业家和雇员的调查数据也不得不承认，考虑在中国设立公司的人当中，23％的人经常和内地交流技术，而不考虑在中国设立公司的华人，只有9％的会进行交流技术。

因此，包括“印度经验”其实是说：政府应该开放地看待人才外流，不为可能的人才流失而因噎废食，支持出国留学和来去自由，鼓励人才环流以及在海外也贡献祖国，以便培养能在全世界竞争的顶尖人才。遏制人才流失的方式不是闭关锁国，而是通过建立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与环境，来吸引住那些杰出的人才。

人才回流与回归

海归时代

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格局最大的变化是亚洲的崛起。日本、亚洲四小龙先后崛起为新兴的发达国家或地区，中国和印度又随后崛起为新兴国家。同时，一个并非巧合的现象是：这些国家或地区，几乎都出现了“海归时代”的现象，海归成为高新技术领域、新经济产业高端人才的主要来源，并在政治领域也发挥重大的作用。

日本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从汤川秀树到下村修，超过一半是“美国制造”，超过三分之二在美国学习或工作过，只有一个人不会说英语。而在政治领域，日本最近4任首相，有3位是在国外留学过的海归。小泉纯一郎曾就读伦敦大学，安倍晋三曾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现任麻生太郎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留学。

在中国台湾地区，目前两大领导人马英九、刘兆玄都在北美留过学。马英九是哈佛博士出身，跟*是校友，他的竞争对手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则是美国康乃尔大学硕士、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刘兆玄“内阁”成员一半以上是博士，大部分都留过学，例如所谓的“行政院副院长”邱正雄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监察院长”王建煊毕业于哈佛大学。新竹科技园区是台湾高科技产业中心，产值一度占台湾地区GD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