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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两个警察被独木舟上传来的疯狂笑声惊呆了。

“他的嘴咧得很宽，”一个警察说。“象一颗熟过头的葡萄，他的脑袋已经发酵了，”另一个留着剧形短发的警察说。

“他的大脑正在冒泡，”前面的那个人又说。

什么东西也不会比事实更有说服力。尼科尔斯已经完善了他的制造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的计划，知道他能够证明自己不是其人。他对自己的计划有一个大胆的假设。他收回鱼杆，慢吞吞地把船划口码头。20分钟以后，他驱车经7号公路返回费尔波特。车子开得慢慢悠悠、斯斯文文的。这本不要紧，他已经知道：他的尾巴们一定在他的汽车里装上了小型无线电传送器，他将放一晚上尼克·罗达的音乐，他们将会可在他的屁股上。他妈妈经常告诉他，“如果你被赶出城，也要跑到人群前面，让人们看上去象是一支游行队伍。”下午晚些时候，尼科尔斯和他的跟踪者到达了费尔波特。

大约下午4点钟，邓普西和格雷迪认为也许其人没有打算杀害一个黑人或者一个红头发的人。他们一直在审议潜在的受害者名单，这是由他手下的人马汇编而成的。邓普西问道：“萨姆，我们从（脑袋鲜红）这句话假定是一个红头发的人。还有谁的脑袋是红的？”

“你是什么意思？”

“也许我糊涂了，但我有一种本能的感觉，其人的意思并不象我们想象那样直接了当。”

“我没有不同意见。吉姆，记得（弗雷德）那事吗？你在想什么？”

“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共产党员可是红脑袋。这里有一个常驻的俄国文化交换处，从海蒂·斯达尔家顺街而下只有三个住宅区。那地方叫‘幸福角’。”

“而这”脑袋‘可能是指他们的领导人？“格雷迪激动地问道。

“可能。这一星期从俄国来了一个高级共产党人，明天他将向联合国发表演说，一定是指他。”

“天哪！”格雷迪说，“他的谋杀对于缓和将产生什么影响？”

“多么可怕的梦！我们没有办法保护他，这些俄国人在幸福角有他们自己的军队，他们可能比国民警卫队还强。我必须去打个电话，警告他们加强安全防卫。”

下午4时15分，邓普西打电话给俄国文化交换处的一秘奥利格·克莫诺夫。这个俄国人感谢邓普西的警告，并使他确信那位在政治局排行第三位的书记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他克莫诺夫本人对他的安全负责，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邓曾西搁下电话对格雷迪说：“这是感谢，又不是感谢。

他们已经把他们的红脑袋安全地锁在地下室里了。“

鲍伯·马丁上士的人马现在有170名，在中学设立了指挥部。8名官员都来自州警察总部，从周围地区借来的42名官员和警察，120名志愿工作人员分8小时一班，管理电话，他们大多数来自妇女选举者同盟、少年同盟以及青年共和党人俱乐部。

“我们正走向失败。”马丁对迪尔奥抱怨说，疲劳使他的双眼下形成一个黑圈，并把他脸上的皱折往下扯，日光灯不断的闪光使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过去的这两天两夜完全昼夜不分了。他咳嗽了几声，把痰吐到卫生纸里。过多的咖啡刺激鼓起了他的勇气，陈腐烟草的烟雾臭味呛住了他的鼻子。

“多么窝囊的差事，”迪尔奥叹了口气说。“谢谢上帝，我们只不过干了几天，就要无可奈何地结束了。”他笑了笑。自从他的指挥部建立以来，他一直和马丁相处。他们睡在学校的帆布床上，在电话旁边值夜班，不停在考虑着那个难以捉摸的、奚落人的杀人犯下一次将在哪里出击。

过去的两天中，平均每分钟4次电话，每小肘240次。

他们从这些电话中清理出1100个有嫌疑的人，这些人必须经过核对、调查。这电话仍然纷至沓来。

马科斯上士走进总部，看上去象个颓废派。他倒在帆布床上说：“我被女士们弄得没情绪了。电话从内布拉斯加、得克萨斯、佛罗里达，甚至从印度的孟买和威尔多斯打来。

他们都想谈论其人，大部分是受惊的妇女。有趣的是这些电话的形式发生的变化，在那位家庭妇女被杀之前，大部分打电话的妇女提醒我们注愈她们憎恨的以前的男朋友。塞尔玛·皮考尔淹死之后，她们又转到了现在的男朋友和丈夫。

我从来没有想到有这样多不幸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