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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也知道，这种鲁黄帛，应该就是战国时期铁面生的杂记。这家伙和达·芬奇一样，使用自己创造的文字来书写杂记，非常的神秘主义。从鲁王宫出来之后的那段时间，我也研究过这东西，据说人类历史上，凡是使用密文记述东西的人，都是因为发现了颠覆当时世界观的东西，怕被主流势力（比如说达·芬奇时期的天主教廷）抹杀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

关于帛书，我就知道这些。我把这些和三叔说了，三叔点头道：“说得没错，果然茅坑蹲久了不会拉屎也能哼哼。”说着就从床底下拿出他的破包，从里面摸出了一张发皱的照片，我接过来，发现是在博物馆的橱窗里拍下来的一份战国帛书，看上面的文字排列，应该就是爷爷盗出之后被美国人骗走的那份正本。

“这是本来应该属于咱们家的东西。”三叔道，“老子三年前去美国的时候，在纽约博物馆顺便拍的，整件事情就是因这块东西而起的。想想也真是命里注定，咱们家四代人了，好像给诅咒了一样，都被卷到这事情里头来了。这也是我不想你参与进来的原因，我希望这件事情到我这里就能停了。”

四代人，是啊，我突然感慨了一下，问道：“到底上面写的是什么内容？”

三叔笑了笑道：“刚才我就说过了，不说出来你绝对想不到，其实，帛书上面并没有写任何的东西，帛书翻译出来的并不是文字，而是一幅神秘的图形。”

“图形？”我皱起眉头，想起了七星鲁王宫的那份战国帛书，“难道，也是一幅古墓的地图？”

三叔摇头道：“不是地图，比地图复杂多了。这件事情一言难尽，去西沙之前，那个老外把这些事情全部告诉了我，我转述一遍，你听完就明白了。”

第十章　裘德考

（三叔接下来的叙述很是烦琐，牵扯到了很多老长沙的事情，不过这些事情对于我来说十分的有趣，因为我自小就喜欢那种带点土腥子味道的老事情，比较有历史的厚重感，听一听也无妨。）

三叔嘴里的那个传教士当时的名字，叫做考克斯·亨德烈，中文名叫做裘德考，在长沙的教会学校工作，是国民党时期随着当时的东进潮来中国的美国人之一。但是这人自小就六根不清净，洋和尚没什么兴趣当，却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或许在美国人的经济观念里，文物也只是商品之一，能自由买卖，自然也可以出口，所以到了中国的第三年，他就偶尔做一些暗地里的文物走私活动，那一年他才十九岁。

裘德考的走私生意一直做得很小心，生意做得不大。那时候有两种走私商，一种是流水的营盘，走的量大，但是出价很低，玩的是成一笔是一笔的买卖，风险很大。而裘德考是“打铁的买卖”，也就是出价高，东西要得少，但是很安全，来一笔成一笔。他这样的做生意方式，很对爷爷的胃口，所以当时爷爷和他的关系很好。

但是裘德考这个人并不是一个值得交的朋友，从心底里，他并没有把爷爷当成是朋友，甚至他没有把爷爷当成是一个和他平等的人。我爷爷在事后知道，在私底下，他称呼我爷爷为臭虫。

1949年长沙解放，国民党全面溃败，之后是1952年，教会开始退出中国，在中国滞留的很多美国人都开始回国，他也收到了教会的电报，让他在安全的时候返回。

他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的生意要告一段落了，于是开始做相关的准备工作，转移了自己的财产。在临走之前，他又有了一个险恶的念头，他和他的同党开始大肆收购明器，用中国人信赖老关系的心理，以极其廉价的定金卷走了大量的文物，其中就有我爷爷的战国帛书。

当时我的爷爷并不肯卖这一份父辈们用命换出来的东西，是裘德考谎称这些钱会用来开善堂，爷爷感觉这是积德，才勉强出手的（当然这是我爷爷自己说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看他这样的人不太可能有这种善心）。

在这些货物全部上船之后，裘德考知道这批人中有一些并不好惹，为免留下后患，在船上拍了一封电报给当时的警备处，将我爷爷等大概十几个土夫子的形迹全部漏给了当时的长沙解放军临时驻军。

这就是当时十分著名的“战国帛书案”。这不仅仅是文物走私案，因为裘德考和解放前国民党将领的关系，里面牵扯到了间谍、叛国等很多那个年代特有的想也想不通的因素，变得非常复杂，几乎惊动中央。那一天裘德考满载而归，而为他积累财富的那批土夫子，枪毙的枪毙，坐牢的坐牢，哀号一片。

虽说也是罪有应得，但是这样的死去，实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