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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含义的名词。

1934年夏天，斯文·赫定一行回到罗布泊。与老相识奥尔得克重逢，是罗布泊探险史的经典段落。奥尔得克告诉赫定，在1902年赫定离去之后，奥尔得克在罗布荒原北部漫游，在一个河流附近遇见了一个“有一千口棺材的古墓”。同行者都不相信这70多岁罗布老人的话，在塔里木，关于古城、古迹的信息，从来是真伪掺杂。但赫定相信奥尔得克的话，在著名的营地雅丹不拉克，他决定“兵分两路”，自己仍然直奔“北湖”——汉唐时期的罗布泊，派出贝格曼随奥尔得克去寻找古墓群。此后，不但发现了著名的“小河５号墓地”，还发现了石器文化的遗存，证明楼兰文化的萌生，远在汉文化进入西域之前，不但具有明显的民族特点，也具有可资比较的历史特征。可以认为，“小河”及其附近孔雀河下游古老的三角洲，正是上古时期楼兰文明的发祥地，孔雀河之于楼兰民族，正像黄河之于汉族一样，是摇篮、婚床和安息之地。

贝格曼在中国西部工作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贝格曼的工作内容，都反映在一部名叫《新疆考古记》的学术著作与一部名为《考古探险笔记》的通俗探险记当中。贝格曼先后在中国西部工作了八年之久，是在中国“着陆”时间最长的考古探险家。

2001年1月4日，在一场大雪之后，我来到那个“有一千口棺材的古墓”——“小河５号墓地”。这一年是奥尔得克诞生140年，是贝格曼去世60年。我站在“小河５号墓地”的沙包上，背负那辉煌壮观的、图腾与生殖崇拜的“树林”，不禁为楼兰与罗布文化鸣不平：它们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长期受到冷遇。同时也为楼兰与罗布文化感到庆幸：罗布荒原是一个最好的保护层，使得如此伟大的文明遗迹得以保存到今天。只要罗布文化有楼兰古城、“小河５号墓地”等遗迹，它就不会被遗忘。

“戈壁组”里的瑞典人

霍涅尔是瑞典地质科学家，略晚些才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曾长期作为考察团“戈壁组”成员，在内蒙古作调查，后来他与陈宗器两人进入河西走廊西端，在酒泉、敦煌、额济纳工作甚久，又一同进行了罗布荒原的科学考察。

在长期的野外考察中，他曾被冻伤右手手指，在一段时间内不能握笔，最糟的是，他曾两次误受枪击，并被劫走仪器，这在整个考察团工作期间，都是唯一的例子。他在中国的探险经历极富传奇色彩，就其丰富、生动而言，只有天文学家安博特的情况能与之相比。他写有一本探险记，名叫《到罗布淖尔去的路》，目前还没有中文版。他与陈宗器在进入罗布荒原时，曾亲受斯文·赫定之命，前去踏勘回归北边旧湖址的罗布泊“新”湖区，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33年，他和陈宗器从野外归来，于5月8日在北京向赫定汇报了长达4年之久的在野外工作情况，特别是介绍了有关罗布泊“新”湖的信息。新湖形成于1921年，霍涅尔与陈宗器是首先领略新湖风光的学者之一。

在关于罗布泊是否是“游移湖”的地理学大论争当中，霍涅尔与陈宗器是赫定游移说的拥护者，曾合写了一篇名叫《中国西北之交替湖》的论文，发表于1935年5月的《方志》月刊第八卷四五期合刊，是罗布泊论争中较有分量与影响的一篇文章。在陈宗器致其妻子的第46号家信中，记述了陈与霍涅尔两次论战，一次题为《气象观测中每天温度变迁的表示该用平均数抑或最高最低数》，一次题为《科学与宗教的分野》。第一次，陈氏认输。第二次，霍氏认输。这些都是他们艰苦、坎坷、漫长野外工作的花絮，对于了解他们的个性、学识、修养，都颇有益。

在其致妻子信一开篇，陈宗器就写道：“今日舌战失败”，“我觉得他（霍涅尔）的理由比我长，只得认输！”

读了这对诤友间的倾心交谈，对于认识探险考察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大有裨益。任何未知领域，都是对人类文明的挑战！而征服未知领域，是人类自从掌握科学的武器去认识世界，认识自身以来，最具感召力的工作。科学是“最大的生产力”，它不但改变了人类命运，也改变了历史。这里陈宗器、霍涅尔两次不同的“认输”，实则只是对科学的认同！或许，这是罗布荒原这所大学校——无人授课的讲堂，给予它的门徒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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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彭加木传奇（1）

罗布泊之恋

据说有人做过一次民意测验，发现当代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知识分子，不是蒋筑英，也不是陈景润，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