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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余等来新疆之前，有一德帝分子名椿克尔，藉游历为名，并无护照，欲在和阗考古，南京及乌鲁木齐当局累电和阗阻止，而椿克尔非但不听，反恶言相向，声称：“你们以前允许英国人斯德诺（斯坦因的汉文名字）在和阗考古，为什么现在不允许德国人考古。”

在《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中有关特林克勒（即椿克尔）的记载还有：

1929年6月18日，在和阗道署“检阅叶城古迹调查表及椿克尔所采古物①，大抵泥塑佛像及瓦器柄之类，与余所得者相仿佛，共装陈15箱，约千余件，闻现已一半归公，一半赠送矣”。7月4日，与一位未记名的“中原人”“谈及德人古物事，闻已处分告竣，扣留3箱，多泥塑之件，若木版字画均为外人带走，又石刻模型均送与外人，反笑外人要此何用”。6月27日，“皮尔曼泽北40公里沙碛中亦有破庙，外人掘出泥塑像头，红泥白面，上有字迹，岂鼠壤坟之祠欤”。

为了做个比较，应该提到在《未完成的探险》第十五章“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之旅”行文中，特林克勒自己对私自攫获文物一事，是这样看的：

如果中国人希望把所有的文物保留在本国的话，那么不难理解反对把样品带出国的法令。然而我们得到当地当局允许进行工作，并没有正式通知我们有关挖掘的法律，而且我们已买了（或者由别人赠送了）大部分藏品。

也许这就是20年代的外国探险家的境界。但就特林克勒而言，除去强词夺理的申辩，也可以看出，这类私下掘宝，事实上从来几乎都是在买通一些人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点，至今仍然应该汲取教训。

写到这里，我们感到庆幸的是，单枪匹马闯入塔里木“攫宝”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不管为了什么理由，它也绝不会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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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在和阗的工作（1）

小城沙雅的友人

1984年7月23日，始发于库车的长途公共汽车驶抵塔里木河北岸的沙雅县城。

走下公共汽车，脚踩着被阳光晒得发烫的浮沙，我一时间竟产生了茫然失措的感觉。早在半年前，我僻居于北京西郊圆明园农舍，彻夜不眠地计划着这次暑期环游塔里木的考察旅行，就决心在7月底抵达沙雅县，重点考察塔里木河中游著名渡口齐满。当我真的来到沙雅时，竟觉得好像在梦境里。

在沙雅县城，没费太大的周折我就找到了正在过暑假的沙雅县二中的老师刘增力。在此前我并不认识刘增力，只是读过他写的一篇小说《原始森林里的少女》，还通过两次信。意外相逢，我们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作为“北京来的客人”，我就暂居在刘增力家中，他刚分了一套房子，是4间，楼上楼下各两间，我借住的，是楼上的两间。我们谈着文学创作，谈着读书，谈“累”了，就下围棋，“纹枰对坐，从容谈兵”，改交谈为手谈。

第三天，刘增力自告奋勇地随我一起离开县城，去考察塔里木河。同行的有他弟弟和妹夫，我们四人骑着自行车，扛着猎枪，愉快而忘形地高唱“我不打兔子和羊，专打狐狸和狼，打猎呀，打猎我最爱好”，像一次愉快的郊游，奔向前方的“无缰野马”……

几年之后，1989年10月，我又来到沙雅县城，这次的目的地仍是塔里木河的渡口齐满。那时，刘增力已调离沙雅，我走在熟悉又陌生的小城街巷上，不禁失声吟起“满城芳草无故人”的诗句。

在一个临街的窗子里，有一对年轻人在下围棋。他们告诉我：沙雅下围棋的，都知道二中有个刘老师下得好。

这次我不是只身一人来的，我还领来了一个瑞典电视摄制组，任务是拍摄一部纪念斯文·赫定西域探险的电视片。其中有一段，是在齐满的塔里木河渡船上采访我的场面。一年以后，电视片《斯文·赫定走过的路》在瑞典电视一台播出了，此后又先后在欧美一些国家的电视台播出。

在第一次来沙雅时，刘增力就问过：杨老师，你在北京工作，怎么想到要来沙雅的齐满看看的？

直接的原因很简单：我正在写一部以保护新疆生态平衡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而50年代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曾以沙雅齐满为大本营，作了塔里木胡杨调查研究，并由著名植物学家秦仁昌写了题作《关于胡杨林与灰杨林的一些问题》的重要论文，所以，我要在二三十年之后，以齐满今貌作个对照。

而潜在的、感情上的原因，则很难于用几句话对一个刚结识的新朋友讲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