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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陆权国家屡屡败在海权国家手下。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后的欧洲更是突飞猛进。到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战舰开始使用蒸汽机为动力，以铁甲和铸铁套筒炮为装备，海军技术发生革命。

世间一切事至此终于变成冰火两重天，环球不再同此冷暖。

但是历史不容假设。细细追溯，中国的海权历史自有其清晰的脉络。

两千多年前，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子不是隐修士，他要浮过海去，并非要找一座蓬莱仙山，修身养性，他要到那里贯彻自己的主张（即道），他的海外世界是有人类社会的，自己脚下的一片土地，只不过是被海水隔开的若干片土地之一而已。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天下后，一个大举动就是派徐福率船队走向海洋。此举虽据说是为了寻找长生不死之药草，但也未尝没有发现新陆地的作用，就如后来哥伦布，本是去寻找黄金的，却发现了一个不为欧洲人所知的新大陆。

但是中国真正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始于唐代中期。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发生安史之乱，其后，自汉代开始兴盛了几百年的陆上丝绸之路大受滋扰，时或中断，这样一来中国与中亚、西亚的贸易只好转移到海上，兴起了海上丝绸之路。尽管民间已自发地走出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但王朝政策没有跟上，所以一直让海权处于自发的状态。

海上丝绸之路的真正盛大是在宋元时期。这个时期，北方战乱频仍，陆上丝绸之路几至不通。而可巧的是此一时期，阿拉伯半岛上正兴起一个大帝国，史称萨拉森帝国，中国古书上称之为“大食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大食国是个商人帝国。那些阿拉伯商人过去是走陆路来到中国的，北方的战争使他们折向东南方向，走出了一条海路，到达福建泉州（旧称刺桐）。当时的泉州已是一个现成的港口，从航线上看，以泉州作为始发港的国际航线就有六条主线：一是往占城（即今越南），二是往三佛齐、婆、渤泥（即今南亚一带），三是往波斯湾，四是往东非沿岸诸国，五是往菲律宾诸岛，六是往高丽、日本。通商国家与地区达90多个。

中国海权历史的脉络（2）

发达的航线促成了发达的造船业。宋元之时，泉州是世界最大的造船业基地之一，在这些航线上行驶着中国的“高樯大船”，也行使着外国的“岛夷蕃舶”，拥有如此发达的海上贸易，中国政府要控制海权简直易如反掌。但宋代是一个讲究典章礼仪的文明朝代，从没打算通过垄断这些航线发展强大的海军以侵略他国。宋以下的中华民族各朝各代，虽对内严，但对外一直实行宽赦政策，即使有霸权的机会与实力，也不去霸权。是文明？是坐失良机？这是中华民族的千年难题。

让民间自由地分享海权，政府仅从贸易中取得税收，中国历来所理解的海权，不过这么一点点。唐中叶以后，中国政府的通商政策越来越明确，即保护与鼓励。唐文宗时，政府对外国商人“任其往来通流，自为贸易，不得重加率税”；并诏令地方官对蕃客要当宾客对待，“常加存问”。由于中国儒学的宽容，对外国商人到中国后所持宗教信仰从不干涉，所以信###教的阿拉伯商人，以及后来的犹太商人，在中国各港口城市，甚至在北宋的京城开封，感到很自由，于是大量地定居下来，与当地人通婚，繁衍子孙。因为不干涉，他们几代人下来，反而自己忘掉了原来的信仰，甚至放弃相传数代的经商职业，也顺着科举取士的阶梯成了孔孟之徒。明代诸帝以苛酷著称，对外国商人却是宽赦的。明成祖永乐年间，已经实行海禁，但仍有喇泥国朝贡船只夹带胡椒，与民交易。市舶司请征其税，成祖的批复却是：“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大体。不听。”第二年，又有琉球国遣使贡物，回去的时候船上夹带瓷器，被查出来，法当逮问。奏折到了成祖那里，成祖批复：“远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朝廷于远人当怀之，此不足罪。”这是相继两年发生的事，可以推想当时这样的事是很多的。

中国对海权历来持一种和平的态度。它使海权处于自发状态，自己仅从海上贸易的繁荣中取得税收而已，而这些税收又大部分转化为市舶管理的费用。元代对外国商人的通商政策是八个字：“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历来政府对海权的理解，没有一点霸权的味道。由于有这样的政策，所以中国做了1000年海上国际贸易的中心，居然没有因之与邻国发生战争。“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这其中渗透着中国人古典海权的智慧。遥想同时期的欧洲，商人们的“汉撒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