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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缓慢的弱点。其具体运行轨迹与同期的日本相反，是沿着“器物”、“制度”、“精神”这一“先易后难”的路径前行的。60年代，洋务派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咄咄逼人的挑战面前，首先意识到从技术上模仿西方文明的必要性；但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派和革命派才开始认识到制度变革的必要性，掀起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谋求制度变革；在政治革命屡遭顿挫之后，五四文化精英才在苦闷困顿中萌生文化启蒙的念头，掀起思想革命的狂飙，企图从思想文化角度入手，推进现代化。从中日现代化的早期推进历程可以看出，早在现代化发轫之初，两国便存在着明显的“层次”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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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80余年的“时间差”（2）

与日本相比，中国早期现代化缺乏一种“自下而上”的现代化的“承载者”和呼应力量。在非西方后发现代化的行程中，由于其社会内部缺乏自发产生工业文明的主体，因而，其现代化只能“自上而下”地进行，这就使其社会精英人物的主导意识，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化运动的进程，往往起着推进或迟缓的作用。但事实上，中日现代化不仅在政治统治者和社会精英的现代化“发动力”层面存在着差异，而且在“自下而上”的现代化的“承载者”和呼应力量方面存在着更大的差异。从总体上看，这一“差异”主要表现为：在日本除了“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推进力量之外，还存在着“自下而上”的现代化“承载力量”，而在中国则不存在这种“上下呼应”的力量格局。在日本，这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由于幕府大力提倡学问，奖励办学，在日本3000多万人口中，男子有45％左右的人识字，这与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国家相差无几。而自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学制令》，建立近代教育制度之时起，日本的教育事业更为普及，创造了当时亚洲最高的就学率，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国民，为日本现代化营造了一个坚实的“知识底座”；其二是日本社会上还出现了一批由旧武士、农民、市民等阶层转化而来的实业家，这些实业家具有一定资本、一定事业能力和企业家精神，成为将外来的工业文明转向内部的强有力的承担者，正是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种力量相互呼应，才使得日本的现代化能够较为顺利地向前推进。而在中国则不存在这种“上下呼应”的格局，19世纪下半叶，虽然古老的中华帝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但传统士大夫仍醉心科举八股，鄙视西学，教育空疏，学风腐败，已达病入膏肓的程度。虽然洋务派也兴办了一些新式学堂，但在顽固派激烈的反对下，应者寥寥，社会影响甚微。直到20世纪初以癸卯学制的颁布为标志，才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新学制，这比日本晚了30多年，使得中国的现代化缺乏民间的“承载者”和应有的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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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王朝的视野（1）

年之前

在距离1887年那次著名的行动之前，一个王朝的视野，是怎么渐渐打开的呢？

1866年2月20日，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在上奏中指出：“查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因此，“臣等久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借资筹计。”正巧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要请假回国，总理衙门便派知县斌椿父子与三个同文馆学生随其赴欧洲游历，“即令其沿途留心，将该国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派海外游历。1868年，清政府又派刚卸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率总理衙门章京志刚、孙家谷等组成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出访欧美11国。1870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奉命出使法国，就天津教案向法国道歉，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大臣出洋。1876年，清廷派郭嵩焘出使英国，就马嘉里案件向英国致歉，并出任驻英使臣，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驻外使臣。清廷以后又陆续派出驻美国、日本等国使臣。1878年，四川总督丁宝桢曾派遣江西贡生黄懋材赴缅甸、印度等国游历，这是地方大吏首次派员出国游历。1884年，御史谢祖源上了一个奏折，名为《时局多艰，请广收奇杰之士游历外洋》。他建议“今翰詹部属中不无抱负非常者，可否令出使大臣，每国酌带二员，给以护照，俾资游历。一年后许其更替，愿留者听，其才识出众者，由出使大臣密保，既备他日使臣之选，亦可多数员熟悉洋务之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