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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在形式上非常理性化。但是，形式并不是一切。如果教育的目标错了，有时形式上越理性化、越有效率，危害就越大。在前近代的世界，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和科举相当的制度，能够这么有效地把这么多的人口推到这么狭窄的“事业格局”上，把他们的智力吸引到这么少的几本“圣贤书”上。仅此一项，就抽走了中国社会的元气。

当美国人富兰克林捕捉到了雷闪电击；当英国人达尔文破译了人类的遗传；当俄国人门捷列夫找到了元素周期律；当德国人高斯用尺规作出了正十七边形，那时中国的读书人还在通往金榜题名的为官之路上苦苦挣扎！来自科举、时任大学士高官的徐桐，身居大清国学识最渊博之高位，竟拒绝认识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究其理由，还振振有词地告之皇上：“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但是，他们都是从科举中走出来的大学问家，进而成为朝廷显要的一个又一个僚臣。

一个制度怎能不因此走到它的尽头？

３。　力保！力废！

1905年9月2日，科举制度1300年整的历程结束了。

此前，有力保科举与力废科举的艰苦论争，也有清政府在维持中央集权和抗外族保疆域之间抉择的隐痛。

力废者的逻辑是：抗外敌，救中国，必须建立新式教育，教授实用知识。科举障阻新式教育，也障阻中国图存。

力保者的逻辑是：他们并非不知晓科举弊病。然而若贸然废止科举而无精妙制度顶替上来，儒家思想渐被搁置，精英阶层远离中央控制，也会危及政权和国家。

随着激烈反对废除科举的徐桐等相继死于非命，清政府高层权力倾斜向力主废除科举的官员：荣禄、袁世凯、张之洞等人。

无论力保者还是力废者，其最终目的都是：保安政府，救国图存。所以受废保争论影响最大的是清朝政权本身。清朝政府身处二难境地，万难抉择。

抉择犹疑之中，首当其冲者是慈禧太后。1898年10月9日，慈禧太后发布谕令，中止维新变法中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仅仅2年之后，庚子事变发生，为挽救清朝政府，1901年8月29日，慈禧太后发布意旨决然相反的谕令：“宜讲求实学。”4年之后，科举废止。然而在这之前，是一场横亘历史的改革与保守的论争。

清初，康熙皇帝已意识到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并于1663年废止八股文考试。1665年，礼部侍郎黄机上疏要求恢复。康熙于是在1668年恢复了科举。

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书乾隆皇帝说：“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应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乾隆组织讨论之后，发现没人能提出替代科举之方，这次提议暂且结束。

等到鸦片战争到来，炮弹逼迫着要改革。李鸿章提出建议：设立洋学局，教授格致、测算、兵法、炮法、化学、电器等科目，若学生学有所成，则和科举出身获得同等地位。战争的失败让人们渴求军事等实用技术的同时，向科举制度伸出了矛头。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科举制度是因时代而失败的制度，并不是因为其本身而失败的制度。

1905年科举终结，6年后，清王朝终结。

对于清政府，“保留科举”和“废止科举”两套逻辑，也许最终都预示同样的结局——保留科举，军事人才匮乏，沦陷首都，并且遭到力废科举的高官大员权力体系的孤立分离；废止科举，儒家思想建立的金字塔体系悄悄瓦解，西方思想入侵之后，政权也是难逃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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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科举打败的中国（3）

长久以来，科举制度使中央政权和地方精英阶层站在权力分界线的同一侧，利益一致。而1905年之后，引入的西方现代教育制度似乎无法发挥如同科举一般的政治作用了。

但是远虑不如近忧。这一年，日本和俄国在中国的东北干了起来。刀光剑影，招招致命。

４。　日本养子

江户时代的日本没有科举，提拔人才常常靠世袭。

从形式上看，比中国落后多了。乃至江户时代的许多学者，要求政府学习中国的科举，选贤与能，让真正的精英管理国家。

所幸的是，江户时代的日本没有采取这样的理性化制度，继续“落后”。最好的人才，没有进入政府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