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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4）

李鸿章的身边，聚集了一批完全不亚于日本的西学人才。可是中国的西学人才，在19世纪末绝无可能涉足政治，绝无可能影响决策，绝无可能像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那样，去研究制度，设计制度，改革制度。而恰恰是那个难以改变的制度，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在李鸿章最后的日子里，有一位“留美幼童”，作为幕僚，始终陪在他身边。他是瑞萨莱尔理工学院的学生、“定远”舰的作战参谋吴应科。吴应科在战争中表现英勇，被清廷授予“巴图鲁”（蒙语“英雄”）称号，但他愤于政治的腐败，将得到的勋章和军服上的军阶标志束成一包，扔进了大海。吴应科和他的留美同学们已经不再是孩子，他们在苦难中成熟。他们目睹了洋务运动的落幕和李鸿章的离去。在停止呼吸之前，已被穿上殓衣、不能言语的李鸿章整整一天瞠视不瞑，临终的一刻，老泪流过面颊。

在这场与“文化报国”有关的角斗场上，李鸿章终于看到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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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差距是什么（1）

１。　近代日本的教育改革

1871年，明治政府成立了作为全国教育最高行政机关的文部省，起用了大木桥（文部卿），江藤新平，加藤弘之等具有近代观念，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才俊。文部省成立伊始，便把制订全国统一的学制作为一项中心任务。1872年8月，《学制》等三份文件同时发布实施，标志着教育改革的正式开始。

在文件中，文部省批判了幕府的旧式封建主义教育，宣扬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观念，并提出了“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国民皆学”的教育政策。

学制参照法美两国教育体制，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区，每区设大学一所，每一个大学区分为32个中学区，每区设中学一所，每一个中学区分为210个小学区，每区设小学一所。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统一的学校体制。

1873年，跟随岩仓使团出访欧美列国的田中不二磨回到国内，担任了文部大辅（副部长），并出版了《事理功成》一书，对英美法的教育制度作出评估。1876年他再次赴美考察，回国后出版了歌颂美国自由主义教育体制的《美国教育法》。1879年3月，由其主持制定的《教育令》正式颁布，取代了《学制》。

《教育令》与《学制》相比，不同之处有：废除学区制，由町村设立小学，改变管理上过于集中的弊端，实行地方管理；凡有私立小学的地方，不再设立公立小学，减轻国家负担；财政上确有困难的地方，无力设立小学时，可采用教师巡回上课的方式；儿童在6至14岁的8年之内，人四年上学，每年上4个月即可；取消学区监督一职，设立公选学务监督委员会。

1880年2月，河野敏镰继任文部卿，在考察了全国教育之后，12月制定了《改正教育令》，其基本内容有：否定教育改革的“自由放任主义”，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学校的监督权利，强调国民义务教育，《改正教育令》将义务教育年限从16个月改为3年，不就学者必须由县长批准，课程改置，一律按时文部省颁布的大纲执行，将修身课列为首位，加强德育教育。以后，政府又陆续颁布了《小学校教则纲要》（1881年5月），《小学教员通知》（1881年6月），《幼学纲要》（1882年2月），进一步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

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出台，是与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的。为了巩固明治维新的成果，树立天皇的绝对权威，日本抓紧进行君主立宪制的准备工作。1885年12月，首先将用内阁制代替了太政官制度，声望如日中天的伊藤博文出任首相，而森有礼则成为了了第一任文部大臣。伊藤与森有礼都认为，应当以德国为榜样，奉行国家主义。具体到教育领域，森有礼倡导“国体主义教育”。它包含三个要点：⑴为了国家富强而办教育；⑵为了维护国家政体而实施，“国民皆受军事训练”的教育；⑶在学制上，主张“以国家办学为主”；在学校行政上，要根据“国家经济理论”来办学。

在森有礼的主持下，文部省颁行了一系列的法令，通称《学校令》。其中有1886年的《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1889年的《实行教育令》。学校令把小学和中学分为两个阶段，小学分成寻常小学四年，高等小学四年，寻常小学作为国民教育，高等小学为中学输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