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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孙公自称为一‘极端之社会党’(Radical Socialist);笃信‘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主张土地国有、铁路国有和大企业国有。他不反对资本,而反对资本家;尤其反对资本主义初期在伦敦、纽约等新兴的大都市中【笔者附注:且看今日的台北、香港、上海等地。】的‘炒地皮’的地产商。防患于夫然,为免革命后之中国亦蹈此覆辙,因此他‘甚欲采择亨利佐治(Henry George 1839~1897)氏之主义施行于中国’;也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集中税收于土地,实行‘单税法’(Single…Tax System),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关于孙氏这一系列讲演的综合内容,散见元年四月四日在上海答文汇报记者问:“政冶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载一九六六年台湾版’国父全书‘页四九六;及其他随行者,如汪、胡、章士钊等人的笔记和自传,以及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有关各章。】换言之,孙逸仙医师,这次已不再医人,而着重医国。并开出他颇为自信的,药到病除、着手成春的社会丹方,他名之曰‘民生主义’。十年之后他甚至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孙逸仙医师这套丹方,在当时真是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可能真是由于‘民智未开’和‘知难行易’,孙公所到之处,总是言之谆谆,而听之藐藐也。在武汉时期,孙公说法,黎副总统多半在场,恭听之余,难免有面从而腹非的表现,恨得胡秘书骂他是,面存忠厚,而内具机心。所幸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芸芸众生之中,也多的是‘看门道’的信徒。一旦心悦诚服,三民主义即变成了宗教信仰,青年小伙计也就赴汤蹈火,促其实现了。此是后话。
当然一个宗教家和政治哲学家,必须有杀身成仁的自信,才会产生信众(followers)。中山不用说对他自己的这套‘主义’,那真是生死以之,笃信不移也。在他底启蒙之后,其后半个世纪,氾滥成灾的‘左倾幼稚病’不知牺牲了多少血性青年的宝贵生命。笔者曾撰有专文试论之,我国自卒亥以来,国共两党以次,几无一革命政党而非社会主义之政党也。在他们底排山倒海的影响之下,有血性、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青(包括青少年期的笔者自己在内),几乎无一而非社会主义青年也。他们对所谓‘社会民主’制(Social Democracy)的信仰,可说也到杀身成仁的境界。孙公对他自己所‘发明’的三民主义的自信心,当然更是终身不渝的。(中山一生都说三民主义是他‘发明’的。那是出于一个革命家坚决的自信心。但在不疑处有疑的历史家看来,则民族(马志尼、俾斯麦)、民权(杰弗逊、卢梭)、民生(亨利佐治)都只是那时西方的新潮思想,其来有自,算不得是中山的发明;但是中山则有其启蒙和振聋发聩之功也。)但是又有谁能逆料,搞国家社会主义,就必然会搞出些纳粹和希特勒来;搞马克思社会主义,也必然会搞出些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来?偷鸡不着蚀把米,使千万烈士鲜血白流,亿万暴政受害人,枉死沟壑。近百年来的世界和中国历史都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为祸之烈,有时且有甚于资本主义。老革命家为社会主义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竟至瞠目结舌,悔恨交加。中国共产主义之父的陈独秀教授,为此赔上了两个儿子宝贵而无辜的生命;自己临死之前也开始忏悔,胡为乎而然呢?中山的幸运,是他死得其时。这位伟大而倔强的国医,若是当年身不死,坚决实行他所发明的主义,他在历史上的后果若何?吾为孙逸仙医师捏把汗也。
革命幸未成功。留守终被裁撤
吾人于八十六年之后(一九九八),回看民初政局,真可说是阅人多矣。根据这八十六年的历史实例,历史家盖可断言,民初那个烂摊子是任何政治家也收拾不了的。视看蒋、毛二公各搞数十年的下场,吾人即可作上述之‘断言’也。这是个‘转型’程序中的阶段问题,阶段未到,任何当政者都必然有个悲剧的结局,虽然历史还是在继续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向前迈进;绝不停顿,更不会回头。胡适说他们都是一批了不起的人物,语云‘形势比人强’,在那个‘形势’之下,仟何了不起的‘人’,也无能为力也。袁世凯这个‘人’的悲剧,便是他卷入了这个他所改变不了的‘形势’。孙中山的幸运,便是他始终没有卷入这个形势。搞了一生的‘革命尚未成功’;有心为国为民,而‘道不得行’,就会引起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了。中山喟然叹曰:“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殊不知中山之幸运,正是’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