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第1/4 页)

着更是屎棋。日本那时对华正虎视眈眈，欲乘虚而入没个借口，来了个吴三桂岂不正好？国民党那时要联日倒袁，就自弃于全国人民了。

黄兴主张法律解决，虽也未必能立竿见影，但那毕竟是解决暗杀凶案的正当途径。国民党那时究竟还是国会之内的绝对多数。袁氏投鼠忌器，背个全国皆知的杀人主使犯的恶名，至少他还不敢对全国第一大政党动武，加以毁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正如后来的林彪，他如能学会周恩来的本领，和他三五年稀泥，等到伟大领袖蒙主恩召之时，你不就可以安安稳稳的‘接班’了吗？何必小不忍而乱大谋哉？

不幸的是中山也是个造反成性、认为造反有理之人。他和杨衢云于一八九五年，密谋在广州起义时，就曾主张‘四处放火’虚张声势。后来在镇南关起义时（一九○七），中山亦曾亲上前线，亲手开炮。其后孙大总统被陈炯明叛兵赶上永丰军舰（即后来的中山舰）时，他要向广州市区发炮反击叛军，炮手不愿误伤舢区平民，婉拒发炮，孙公大怒，乃亲自拉线开炮，还击叛军。孙公那时在炮火中作战之勇猛，后来竟吓得在一旁发抖的蒋夫人陈洁如女士小便失禁。所以中山先生的个性，并不是我们平时国父长，国父短那副谦谦君子的形象呢。本质上他老人家也是一条‘砍掉头，碗大疤’的梁山好汉呢。他也是个列宁式的英雄。为着革命倒袁，啥鸟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

因此在这‘二次革命’时期，国民党和战两派并没有一致的政策，黄兴等主张法律解决，曾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向国会要求组织‘特别法庭’，公审宋案，却为司法总长许世英所驳回，许认为不向地方法院起诉，而另组法庭，是干涉司法独立。可叹的是，在宋氏生前大力推动之下，为组织‘政党内阁’，这时北京的国务员，自赵秉钧总理而下，当然包括许氏，都是国民党的党员。党员对宋案都各有不同的意见，当然也就授入以柄，让袁总统也有更多的借口了。

至于中山的动武一派，那就更是小儿科了。他们没有大兵可调、地盘可据，却在武汉市内搞一些不必要的地下活动，被黎元洪破获，说他们是‘谋刺黎副总统’，报入中央，而大开杀戒，党人宁调元、熊越山等被捕，后来都被枪毙了。总之，国民党内议论未定，袁世凯的兵已渡河。在南北战争的空气正弥漫全国之时，袁氏也早就调兵遣将，着着进逼，准备动武了。

善后大借款，不能善其后

胡适说：“麻将里头有鬼。‘事实上打政治麻将，则鬼更多矣。在这场袁、孙两派的政治麻将里，孙党就手气奇差，简直没一张好牌；而袁党则手气大佳，好牌不断涌现。当老袁决定对国民党动武时，忽然来个’杠上开花‘，他向六国银行团交涉了两年的善后大借款，这时忽然马到成功，由六国中的五国（美国退出）联合借给中国政府两千五百万金镑，合两万万银元。久旱逢甘霖，袁政府迫不及待的便于四月二十七日，未经国会表决，就正式签字接受了。这消息一出，袁党军心大振，而国民党则全党大哗，认为是非法借款，发动内战，党人领袖与参众两院议员，亦函电纷飞，抵死不能承认借款，因而也就增加了讨袁的口实。其实当年各省都督，仅有四省反对借款；向通电赞成者则有十七省也。

如今，八十年后，恩怨已断，历史家秉公以论之，借款案与刺宋案一样，也是个法律问题，在一个法治国家之内，两造律师在法律之前也是争辩不尽的。民国新成，革命刚了，军政善后，处处需钱。孙之让袁，军力之外，最大的原因便是经济。而解决经济困难唯一办法便是商借外债。孙公首行之，试以路矿税收抵押，所得甚微，而受谤弥深。迨孙公解职，把这烂摊子转让袁公，眼看纵是南京留守一个衙门，裁兵之需即为二百五十万元之钜。孙公解职让袁，岂不真是无官一身轻。后来在孙、袁蜜月期中，中山为袁的经济困难，借箸代筹，也认为举债之外，别无二途。但是那时列强环伺，都以借债为蚕食中国主权之不二法门。各帝国主义之间的明争暗斗，何等复杂，我政府应付之道，稍一不慎，便丧权辱国。笔者昔年曾为此乞教于曾任国务总理和财政总长的顾维钧先生，以及曾任中国银行总裁和江浙财团首要的张公权先生等，试图探其奥秘，谁知所钻愈深，愈不见底。盖外债一项，不特牵涉北京政府时期中国朝野公私的各种建制，深不可测，其在债权国家，各帝国主义之间朝野公私的纠结亦不在债务国之下。稍一深入探索，则三五百页之钜着，未必能见其项背也。有暇当列专章略探之，在本篇中，我们只可说，袁党这个大赌客‘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