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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号，只有一条：要求中国承认，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

第五号，共有七条：要求中国承认，聘用有力日人为中央政、财、军顾问；日营病院、寺庙、学校，在内地有土地所有权；中日合办各地警察局；中日合办中国军械厂，划一武器使用；日本享有武昌至九江、至南昌及南昌至杭州、潮州各铁路之制造权；筹办或整理福建省内的路、矿、港口、船厂，日本有优先权；日人有在中国布道权。

【全文见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七九九…八○一；复印自外交部原档‘中日交涉始末’】

这个二十一条要求，中国如果答应了，中国也就变成日本的印度了。如果中国不答应，日本就要海陆并进，一杆到底，中国绝无能力足以反抗；列强，除美国之外，均困于欧战，无力介入，而美国为顾虑菲律宾之安全，早已抛弃门户开放之原则，更不愿独力阻止日本向中国大陆之侵袭。日本的扩张主义者，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二十一条要求既经提出，他们就一再警告袁氏（用句前辈帝国主义的老话），中国的选择只是Bendor　Peak（是弯腰，是毁灭，任君选择可也）。但是这项要求，日本虽强迫袁政府绝对保密，但是袁也知道，中国唯一的自救之道，就是把此项亡国的要求向世界曝光；经过青年顾维钧化装走后门，进入北京的英、美使馆之后，二十一条在二月中，就变成纽约、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了。消息一出，举世哗然。中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华人社区，也就爆炸了。

读者公婆，我们设身处地想想，那时我们如果是在美国大学里读书，面对这种亡国灭种的风暴，我们在图书馆里还坐得下去吗？就在这关口，那时在康乃尔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便嚷嚷不可终日，可是那时也在康大读书的白面书生胡适，却写了一封英文的‘告中国同学书’说，我们主要的任务是读书，劝大家calm　down，不要多管国事。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后来与胡老师在哥大谈到他这封信，我还向胡老师这个‘低调俱乐部’的老祖宗，确实抗议一番。我说，为抗日救国而废学、闹学潮，固于事实无补，但是国家在此存亡绝续的关头，它那热血青年的一代，竟能不声不响，无动于衷，埋头读书，则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还是个活的民族、活的国家吗？胡公亦不禁莞尔称是。

历史家如秉笔直书之，袁政府应付这次危机，还算得体。据日方秘档所记，在双方交涉之初，袁即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号诸条，则绝不能让。在其后历经四阅月的艰苦谈判中，自袁以下，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在长期交涉中，受尽折磨与屈辱则有之，细查中日档案，纵是一向有妥协倾向的曹汝霖，日方会谈纪录也说他‘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情绪颇为激越’云云。【见‘日置驻华公使致加藤外务大臣电，一九一五年五月五日’，载‘北洋军阀’卷二，页八○九。】他们底卖国言行，则末尝有也。

其尤为难能可贵者，是曾经袁世凯通缉，袁谍日夜跟踪，悬赏捕杀的国民党诸元老；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在此国亡无日之时，不但不乘袁之危，利用国难，共同倒袁。相反的，他们竟公然呼吁同志，‘暂停革命，一致对日’。黄兴在美亦曾致书冯自由请转劝孙公‘应即放弃讨袁工作，免为日本所逞’。这是何等胸襟？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我对中华文明的潜力，每于此时穷处见之也。【见冯自由著“革命逸史‘，及吴相湘着前书，四篇，三十三章，第六节】

袁世凯后来为搞帝制，而终有遗臭。曹汝霖、陆宗舆在‘五四’时曾为爱国学生追打之对象。我辈治史者何厚于此等问题人物。然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为存信史，是非不可以成见虚构之也。

总之，经过四阅月之抗争，如之以排山倒海的国内外的抗日运动，和国际舆论之压力，二十一条中最凶残之‘五号七条’，日人终被迫放弃。关于‘第二号，第三条’，日本所要求的无限移民，及日商课税须得日本领事之同意，‘中国方面绝对不能接受’【见同上】。然在交涉期间，日本已不断向南满、华北、长江（共有日本海军军舰十一艘溯江而上），及福建沿海增兵。军事占领，迫于眉睫，而国内军民各界，和海外华侨，激于义愤，要求政府对日抗战的电报，如雪片飞来，然袁政府此时是绝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贸贸然作武装抵抗，那就无异于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回忆笔者在读小学时代，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海内外各界人士，要求对日抗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