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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盘据的最高法院，不顾国家荣辱，和宪政原则，竟与史达通力合作，赋与史达一切权力，把总统奸情，查得须眉毕露；也把自己国家的元首，变成全世界媒体上所共赏的西门庆，成何体统。如今更让众院投票政客，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一个美国潘金莲的亵衣之内，并将这位淫荡的莫妮卡，捧上千万富婆的宝座，向全国青年女子散放毒素，也太不成话了……。简言之，这也是民主国家三权失调的政治斗争中，走火入魔的怪现象。不过吃一堑，长一智，今后那个独立检察官的偌大权力，肯定是不会再有了。这就是美国的立国哲学　Pragmatism　（实验主义）利弊之所在的具体表现。当年在中国大力推荐实验主义的胡适老师，实未尝参透也。盖实验主义一定要有个有‘定型’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为基础，始能搞‘一点一滴的改革’。美国今日这个‘独立检察官’之存废，和两党在绯闻案中的斗争，若没个有定型的法治民主的社会为基础，那就要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人头滚滚了。姑引目前这段时事，来帮助说明，在我国民国初年，民主学步初期，政治转型过程中，那桩画虎不成的小插曲。关于近年美国极右翼保守主义之滥觞，及其对美国政治社会之影响，下列论文，颇堪一读：　Andrew　Sullivan，“　Going　Down　Screaming”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　11，　1998。　pp。　46ff。　】

长话短说，古德诺在华的一年半载，正值中国政坛，总统制与内阁制争辩最烈之时；也正是袁总统与国民党拔刀相见之时，而古教授的适时出现，无意中也就变成总统制最有力的辩护人（　defender　）。既然代表总统制的是袁大总统，而代表内阁制的是国民党，在这场南北战争中，在国民党和亲国民党的社团看来，古德诺很自然的便被看成袁世凯的‘魔鬼辩护士’；而在袁氏和亲袁的政团里，古氏很自然的也就变成总统派（和后来的帝制派）的最有力的理论‘中坚’。因此在二次革命结束之后，袁氏所推动的一系列的变法改制，如上篇所述的新的‘大总统选举法’、‘解散国民党训令’、‘停止国会议员职权’、‘废弃天坛宪法’、‘增修临时约法’、‘颁布新约法’、‘实行一院制’、‘废除内阁制’和‘总统世袭制’等独裁政策的推动，古氏的理论，纵无决定性的影响，至少也是被袁派引为借口的，尤其是一院制‘新约法’的颁布，古氏且以吾道得行，引以为慰呢。【古氏于一九一四年八月返美出任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校长新职，同年十一月十九日曾出席在纽约举行的政治学会年会，作主题演说（　Keynote　speech　）时，即以当时的中国的宪政改革为题，对‘中华民国约法’（新约法）推崇备至。汉译讲辞全文见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九三九─九四五，原存顾维均私档；英文原稿见美国政治科学院所发行一九一四年年刊；摘要见十一月二十日，纽约时报：　Dr。　Goodnow　Speaks　on　Birth　of　Chinese　Republic　at　Dinner　of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虽然古某也一再坚持，他对中国国体和政体的建议（　advice　），是从纯学理的立场出发的，但是总统派（和后来的帝制派）则对他的‘纯学理’毫无兴趣。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古顾问对‘总统制’和‘中央集权制’的大力宣传。为将来实行帝制铺路，使这位来自美国的权威教授，变成中国未来皇帝的‘御用文人’，而古氏由于初临东土，对诡谲的中国政坛，毫无认识，乃被无辜的卷入中国的臭酱缸，作帝制派的替罪羔羊，几至不能自拔。其被栽赃，栽得最惨，而百口莫辩的，则是他那篇著名的所谓‘帝制优于共和论’了。

‘帝制乎？共和乎？’的英文原著

原来当古德诺于一九一五年七月第二次来华时，正值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完全结束，袁政府大难不死，外患稍纾，喘息方定，乃又回头为内政国体，重作旧梦。当初曾力主中央集权的古德诺顾问，既然适时归来，袁大总统乃纡尊降贵，请古顾问就以评议‘天坛宪法’为题，就世界各国现时所采行的国体，一评共和政体与帝制政体之优劣，以为袁氏本人，以及中国推行宪政前途之参考。这本是古某在二次来华之前早有心理准备的暑期作业，万里归来，所为何事？因此乃尽展所学，为袁总统上了一篇万言条陈，以报知遇。古氏这件备忘录是专为雇主袁大总统撰写的‘密件’，以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