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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知道转型期中国的政治问题，我们还得搜搜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近现代中国的两大根本问题

我们要知道，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从宏观史学的角度来看，它有两个重大事项，有待解决：

第一，是现代式的‘转型问题’，转个什么型呢？曰，从帝王独裁专制的制度（Monarchical　Totalitarianism），‘转’向议会政治的共和制度（Parliamentarian　Republicanism）。我们原不要转型，而终于发生了这个转型运动，实在是西风东渐，受了强大的以夷变夏的外在原因影响的结果，但是要完成这项转型，根据世界历史的纪录，和中国秦汉变法之第一次转型的经验，我们认为至少需时两百年以上才能圆满完成。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时代，还停滞在转型的‘初期’。这时能维持古老中国安定的专制式的老制度已被彻底破坏，能够维持共和中国安定的、制衡式的新制度还没有实验出来。在此新旧交替，青黄不接之时，国家没个维持安定的制度，社会就无法安定下来了。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转型的问题，也是我们所常说的所谓‘历史三峡’的问题。航行在这个历史三峡之中，我们的船队，到今天的老江时代，还免不了在回水中打转，何况当年？想透了根本原因，再把它概念化一下，则民初北京政府中，政治死结之形成就很清楚明白了。

第二，民国初年，也算是时机巧合，正碰上了一个传统式的‘改朝换代’的问题也正待解决。因此新旧问题搅在一起，政治社会的病情就更为复杂，更难对症下药了。改朝换代的老问题是什么回事呢？最简单明了、最通俗的历史哲学便是‘三国演义’上所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问题了。毛泽东说：“千载犹行秦制度‘，我们这个打破世界政治史纪录的’秦制度‘，其兴衰是有其’周期性‘的。它通常是只能维持两百年就要来个’改朝换代‘了。清末民初，不幸正碰上这个’改朝换代‘的周期。此时老朝廷腐烂到底，气数已尽。纵使没个现代的革命党要打倒它，它也要自动的改朝换代了。

洋人研究中国历史，像已故费正清先生的‘剑桥学派’，就把这个现象叫做‘朝代循环’（Dynastic　Cycles），咱们自己则叫做‘改朝换代’。改朝换代的程序，便是罗贯中所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了。在罗贯中有兴趣的‘三国时代’（二二○─二八○），这一分合程序，长至六十一年，下一个由分到合的‘南北朝时代’，则由于外族入侵、五胡乱华，发生了比较复杂的‘以华变夷’的同化过程，这一分合程序竟延长了两百七十余年（三一七─五八九）之久，到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可能是由于内外在情势都比较单纯，所以只‘分’了五十七年（九○七─九六○），就恢复统一了。

至于这最近的一次，读者诸公婆，您和我所及身而见的‘分合’过程，若从袁世凯死亡之年（一九一六）算起，到‘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之年（一九四九）为止，这段中国历史上，最近的分合过程，虽然是文化转型和朝代更迭，两病齐发，患者更觉痛苦，但是为时也只有三十四年，算是比较短的一次了。当然，海峡两岸，时至今日，也还在‘分’裂状态之下。若谈真正的‘合’而为一，恐怕还有一段时间要等下去呢。

土郎中乱用西药

综上所述，我们就不难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合久必分，是从治世退化到乱世，而分久必合则是拨乱反正；再从乱世恢复到治世。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或洋观察家所说的‘朝代循环’，它是从一个崩溃了的帝王专制。经过一番换汤不换药的‘分合程序’，再回转到另外一个相同的帝王专制，依样画葫芦，照本宣科，从头来过。新朝的一切设施，都有‘前朝’的蓝本可循，新旧两朝之间的循环程序像三国前后，从西汉换成东晋。南北朝前后，由东晋换成隋唐。在五代十国前后，从唐朝换到宋朝。各朝惩前毖后，稍加改进，依样画葫芦，这葫芦，就容易画了。因此一些流氓、无赖，利用农民起义，打平天下做起开国之君来，也可以做得相模相样，不离大谱，照样可以造福生民。

可是，发生在近现代中国的‘转型运动’，就不是单纯的改朝换代或朝代循环了。它是立国基本制度的转型，是一个‘改朝换制’的运动。我们要从一个东方式的、帝王专制的传统‘转’到一个现代化和西方式的民主议会政治上来。这个一转百转的、现代化、改朝换制的转型运动就千头万绪了。

因此，按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