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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张光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昧，窃有意焉。遂竭愚思，钻研甚久。虽未能测其机妙，至于声韵，颇有所得。度量权历，出自黄钟，虽造管察气，经史备有，但气有盈虚，黍有巨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自非管应时候，声验吉凶，则是非之原，谅亦难定。此则非仲儒浅识所敢闻之。至于准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数，调校乐器，则宫商易辨。若尺寸小长，则六十宫商相与微浊；若分数加短，则六十徵羽类皆小清。语其大本，居然微异。至于清浊相宣，谐会歌管，皆得应合。虽积黍验气，取声之本，清浊谐会，亦须有方。若闲准意，则辨五声清浊之韵；若善琴术，则知五调调音之体。参此二途，以均乐器，则自然应和，不相夺伦。如不练此，必有乖谬。

案后汉顺帝阳嘉二年冬十月，行礼辟雍，奏应钟，始复黄钟作乐，器随月律。是为十二之律必须次第为宫，而商角徵羽以类从之。寻调声之体，宫商宜浊，徵羽用清。若公孙崇止以十二律声，而云还相为宫，清浊悉足，非唯未练五调调器之法，至于五声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黄钟为声气之元，其管最长，故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林钟为徵，则宫徵相顺。若均之八音，犹须错采众声，配成其美。若以应钟为宫，大吕为商，蕤宾为徽，则徽浊而宫清，虽有其韵，不成音曲。若以夷则为宫，则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吕为徵，其商角羽并无其韵。若以中吕为宫，则十二律内全无所取。何者？中吕为十二之穷，变律之首。依京房书，中吕为宫，乃以去灭为商，执始为徵，然后方韵。而崇乃以中吕，犹用林钟为商，黄钟为徵，何由可谐？仲儒以调和乐器，文饰五声，非准不妙。若如严嵩父子，心赏清浊，是则为难。若依案见尺作准，调弦缓急，清浊可以意推耳。

但音声精微，史传简略，旧《志》唯云准形如瑟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九寸，调中一弦，令与黄钟相得。案尽以求其声，遂不辨准须柱以不？柱有高下，弦有粗细，余十二弦复应若为？致令揽者望风拱手。又案房准九尺之内为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内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复十之，是为于准一寸之内亦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则于准一分之内，乘为二十分，又为小分，以辨强弱。中间至促，虽复离朱之明，犹不能穷而分之。虽然仲儒私曾考验，但前却中柱，使入准常尺分之内，则相生之韵已自应合。分数既微，器宜精妙。其准面平直，须如停水；其中弦一柱，高下须与二头临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时，不使离弦，不得举弦。又中弦粗细，须与琴宫相类。中弦须施轸如琴，以轸调声，令与黄钟一管相合。中弦下依数尽出六十律清浊之节。其余十二弦，须施柱如筝。又凡弦皆须豫张，使临时不动，即于中弦案尽一周之声，度著十二弦上。然后依相生之法，以次运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调调声之法，以均乐器。其瑟调以宫为主，清调以商为主，平调以官为主。五调各以一声为主，然后错采众声以文饰之，方如锦绣。

上来消息调准之方并史文所略，出仲儒所思。若事有乖此，声则不和。仲儒寻准之分数，精微如彼，定弦缓急，艰难若此。而张光等亲掌其事，尚不知藏中有准。既未识其器，又焉能施弦也？且燧人不师资而习火，延寿不束脩以变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苟有一毫所得，皆关心抱，岂必要经师授然后为奇哉！但仲儒自省肤浅，才非一足，正可粗识音韵，才言其理致耳。

时尚书萧宝夤奏言：“金石律吕，制度调均，中古已来鲜或通晓。仲儒虽粗述书文，颇有所说，而学不师授，云出己心；又言旧器不任，必须更造，然后克谐。上违成敕用旧之旨，辄持己心，轻欲制作。臣窃思量，不合依许。”诏曰：“礼乐之事，盖非常人所明，可如所奏。”

正光中，侍中、安丰王延明受诏监修金石，博探古今乐事，令其门生河间信都芳考算之。属天下多难，终无制造。芳后乃撰延明所集《乐说》并《诸器物准图》二十余事而注之，不得在乐署考正声律也。

普泰中，前废帝诏录尚书长孙稚、太常卿祖莹营理金石。永熙二年春，稚、莹表曰：

臣闻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易》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书》曰：“戛击鸣球，拊搏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诗言志，律和声，敦叙九族，平章百姓，天神于焉降歆，地祇可得而礼。故乐以象德，舞以象功，干戚所以比其形容，金石所以发其歌颂，荐之宗庙则灵祇飨其和，用之朝廷则君臣协其志，乐之时义大矣哉！虽复沿革异时，晦明殊位，周因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