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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伊始，我就用心这样来经营。创业数年后，公司经济基础得到稳固时，我把年终奖金一个个交到员工的手里以后，建议他们考虑一下拿出奖金的一部分捐献给社会。职工拿出一点点钱，公司也提供与从等同额度的钱，捐献给那些连新年年糕都买不起的穷人。

员工们对此很赞同，爽快地捐献了一部分奖金。这是京瓷公司今天所从事的各种社会贡献事业的开端，这种精神今天仍在继续没有改变。

也就是说，从创业不久起我就努力实践利他精神，即把自己辛勤汗水的结晶哪怕是一小部分用他人，使它有益于社会。

出于“奉献于社会、奉献于人类的工作是一个人最崇高的行为”的个人信念，在1985年，我创设了“京都奖”。投入我所持京瓷公司的股票和现金等个人财产200亿日元成立稻盛财团，挑选出尖端技术、基础科学、思想艺术等各个领域取得优异成绩、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进行表彰，颂扬他们的功绩。在这种宗旨下成立的奖项，现在，已经成为与诺贝尔奖匹敌的国际奖，深受大家的好评。

由于京瓷公司发展的结果，我的个人资产也意想不到地剧增，这是在大家的支持和帮助下获得的，决不能据为私有。社会给我的、或者说社会暂时给我保管的资产以有益于社会的形式还原于社会才符合道理。这个京都奖在回报社会的同时，又是我的利他哲学的一种实践。

我的社会慈善事业受到高度评价，在2003年，我被卡内基协会授予“安德鲁。卡内基博爱奖”。在过去的获奖者中，有比尔。盖茨，乔治。索罗斯，特德。塔纳等世界级慈善家。作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日本人，我在颁奖仪式上这样说道：

“我是工作‘一边倒’的人，我创办了京瓷和KDDI两家企业，并幸运取得了超出预想的发展，也积累了一大笔财富。我对卡内基说的‘个人的财富应该用于社会的利益’这句话十分认同。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有这样的想法，财富得自于天，应该奉献于社会、奉献于人类，因此我着手开展了许许多多的社会事业和慈善事业。”

先前讲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认为“君子疏财亦有道”，也就是说用钱比赚钱难。用利他精神赚取的钱财应该以利他的精神使用。尽管微薄，我希望用这样正确的“散财”方式为社会作贡献。

日本啊，把“富国有德”定为国策吧

善意的思考和恶意的思考自然而然就导致事物最终走向不同的结果。

比如，在和他人发生争执的时候，特别想驳到对方，让对方自己承认缺点。我想，还是体谅对方，与对方一起寻求解决良策，这在解决同一问题时，其结果是迥然不同的。有无对对方的“体谅”是产生差异的原因。

以前，围绕日本市场的封闭性，日美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我提议成立“日美21世纪委员会”，以两国的民间人士为中心，就两国之间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坦诚的对话，以此促进日美关系的改善。

当时，我建议相互之间不要剑拔弩张指责对方不对。如果不考虑对方的实情和背景，一味地说“你不对”，“不，你让步才对”，这样一来，原来可以一致的都达不成共识。仅仅以得失或争论的输赢为目的的谈话一定无果而终，甚至造成更加不信任。

所以，首先要尊重对方立场的态度，不只固执于自己的意见，也充分关心对方的想法，把利他思想作为基础就能够促进对话。而且，我认为如果有必要的话，日本应该率先让步。为什么呢？因为战后的日本是得到美国的很多恩惠——不遗余力地提供粮食和技术或者为日本产品开放了一个巨大市场等——才复兴、成长起来的。

即使它是美国世界战略的一个环节，但是，他们对我们非常宽容，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这次我们向对方表示“体谅”，该让步的让步，掌握利他之心，这难道不是已成“经济大国”的日本应尽的职责义务吗？

基于这样的宗旨，该委员会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讨论后，向日美两国政府递交了建议书。

在设计今后的“国家的模式”中，关键词除体谅（关心他人）的精神外，还有以德为基础的建国方略。

以前，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川胜平太教授曾说过“富国有德”。他提出“立国不凭富而因德”。即有效使用财富的能力，以德行报答他人和他国的建国模式。不是通过武力或经济经济实力，而是以德行为他国做“善事”，获得信任和尊重。

我也认为应该把德作为国策的基础。这才应是曾经因追求本国利益而遭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