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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的十二天中，我们写出了《笑的探讨》、《老少乐》、《无名者》、《婚丧嫁娶》等新节目，修改了相声小品《买表》。大家抓紧时间排出新节目后，又排了原来演过的《五官争功》、《一仆二主》、《四字歌》、《美》、《百吹图》等几个节目，这样可以拿出群口、对口相声十五段，相声小品两个轮流演出。这台节目运用了相声的多种形式，比如说《五官争功》，五个演员合作演出。刘伟、冯巩演出《婚丧嫁娶》，说农村婚丧嫁娶中的人情债问题，办喜事、丧事往往变成捞钱的机会。王谦祥、李增瑞表演的《无名者》说的是虽然有很大贡献却始终默默无闻的人。新创节目还有相声小品。这些段子创作出来后，政协会还没有结束，我就给政协委员来了一场汇报演出，两个多小时的节目受到一致好评。我对演出组的人员说：“要发财，不要到这个剧组来，我们这个集体是相声探索的集体，从我开始每个演员每场只有补助50元，工作人员30—40元。”

我向团里打了报告，征得说唱团领导的同意，说唱团请示电视台，电视台同意作为演出单位之一，这台节目就是以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艺术团主办。因为当时明星“走穴”风很烈，有些报纸已经点了我的名。为了避嫌，我坚持让团里领导带队，并要求派专业会计。4月5日我们开始出外公演，这次巡回演出共计7个省21个市，演出120场，行期两个多月，总收入16万元。其间，不管名演员还是青年演员，报酬是一样的。直到现在参与相声晚会的人都很怀念那次愉快的合作，大家感到那是纯粹为了相声艺术的合作，那种思想境界，那种其乐融融，是一次没有瑕疵的合作。我们不计回报，每天过得紧张而充实。

这次演出小队人员虽然来自几个团体，可大家志同道合，亲如一家。装台、卸台、搬运、卖节目单等，都是演员、工作人员齐动手，从不误事。记得在深圳演出时，车到得比较迟，大家连夜装台，干到凌晨5点，刚装完台，一个个倒在后台呼呼大睡，不管地板干净不干净。看到这种情景，我自然而然想到乌兰牧骑、轻骑队这些深受群众喜爱的演出队伍，我们这支团结可爱、战斗力强的小队，不正是这样的队伍吗？这支队伍不仅台风好、作风好，政治素质也很高。在深圳演出时，听到大兴安岭火灾的报道，大家异口同声地表态：“在深圳演出的两场收入，全部捐出救灾！”虽然数目不大，但队员们的爱国之心、赤子之情是可贵的。这次演出锻炼了年轻演员，开阔了大家的眼界，我们深入到工厂、农村、海岛、部队，把演员们的艺术感觉与广大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连接起来，艺术是要接“地气”的，人民大众是生我养我的大地，离开人民大众，艺术就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辞去团长职位（2）

演出后，我们向广电部领导作了演出汇报。然后我叮嘱剧组人员到税务局登记纳税，他们都纳了税，我比他们纳的税多一些，因为我的底薪高。然后我准备继续筹划一场“马季相声小品演出会”，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税务局首先打击了我们的热情。在南京演出时，当地税务局不许剧场跟我们结账，随团的财务人员跟他们解释，这不是个人组团演出，而是艺术团和电视台的演出，不存在分钱的事，也不需要个人纳税。南京税务局不理睬，写了一份报告给北京市税务局。北京税务局展开调查，据剧场经理告诉我们，他们不问剧组结了多少钱，而是问马季从剧场拿了多少钱。结果剧组挣的钱都算在我一个人头上，开始我就担心人误会，特意想出来的那些办法都没起作用。税务局领了两个新华社的记者到团里查账，团领导积极配合查账，为我开脱。团领导还主动解释了两件事，一件是我们在广州演出时用演出费买过一台音响，有些剧场音响不好，影响演出效果。另一件是买音响时顺便又买了一台录像机，也是为了工作上方便，我们买之前都请示过有关领导，得到批准后才买的，而且是由广州文化局批条，在文化局下属的一个音像公司买的。此外除了各项费用开支，剩余的全部上缴团里，这些现在都有据可查。税务局咬住不放，说我们没有集团购买指标，违反财政规定，罚款三万。团领导为了息事宁人，很痛快地答应了。但是团业务处处长到税务局交罚款时又遇到麻烦，罚款单上写着付款单位是“马季”，交涉无果，团里给我打电话，让我通融一下。我立即表示不同意。如果现在我同意了，十年后我就说不清楚了，虽然这是小事一桩，但是原则问题。出了这样的事，小品演出会就没有再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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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与“走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