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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没多说，因为不必要。

另一件让杜荣林感觉特别的事情涉及到小王，王锁柱。上级人员询问杜荣林跟王锁柱都有什么联系。杜荣林说，王锁柱原是他的通讯员，是他那个连唯一一个从金门回到大陆的战士。小王被遣返回乡劳动后，他们时有联系。几年前王锁柱来信，提到准备成家，他给他寄过一点钱。半年多前，他曾写过一份证明，说明王锁柱曾为我军战士，在解放战争期间对敌作战勇敢，曾立过功。这是应王本人来信要求做的，所证明情况均实事求是。尽管王锁柱后来被迫当国民党兵，留有污点，毕竟是自己连队里唯一一个活下来的，作为老连长，他不能翻脸不认。他是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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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逢劫难（2）

上级人员很谨慎，他们只了解情况，不表态，也不解释。杜荣林对有关问题感觉有些异样，却也缄口不提。他断定他们了解这些事情必有缘故，但是如果他们不说，他不能沉不住气，急着要打听究竟。其中缘故今后慢慢的总会明白。

上级人员回去了。此次调查很快有了结果：一纸命令传达部队，杜荣林奉调某守备团担任副团长。半年后团长调到军区任职，杜荣林代理团长。

杜荣林获得了军旅生涯中重要的一次升迁。他为自己得到的信任和重视而心情振奋。但是造化弄人，没容杜荣林如他自己，也如他的上级所愿，在新的岗位上略有施展，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荡轰然爆发。

起初杜荣林没有太多意识。杜荣林认为“文化革命”顾名思义是文化方面的事，他是军人，与此无涉。从1965年下半年起，报纸上一再发表长篇文章，批判锋芒从吴晗的《海瑞罢官》直到“三家村”，杜荣林感觉到这场运动来势迅猛有台风海啸之势，却也没想到跟自己有多大关联。1966年夏“文革”浪潮席卷大地，学生停课，写大字报，成立红卫兵组织，宣布造反。然后工厂、城市、农村卷入，整个社会开始动荡。那时杜荣林也还不认为这一浪潮跟自己有多少关系。他和他的部队奉命据守海峡前线，敌军在海峡另一侧枪炮相向，军人们另有使命。

九月间，杜荣林长女杜山搭车到部队找爸爸，此时已不是当年她跟母亲、外婆怄气，离家出走跑兵营的模样。这年她读高二，十七岁，是个大姑娘了。杜山上高中后相当拔尖，成绩好，一直当班干部，“文革”初她从青年学生中冒出来，成了领头人物，当上学校“前线红卫兵团副团长”，头衔与父亲相当。杜山到部队找杜荣林，是因为要带本校一批学生到北京去，时称“大串连”，她想要一顶新军帽，那时的孩子都以穿军装为荣。杜荣林留她在部队住了一天，跟她长谈。杜山说起他们在校里校外“造反”的情形，大字报、辩论会、斗争会如何热火朝天。说得兴奋不已，情绪高昂。

杜山提到学校英语教研室的主任，这人看起来温文尔雅，满腹经纶。文革中一揭发，原来他当过国民党军官，任过翻译，跟过美军顾问，还有个哥哥跑到台湾去了。学生们把他抓起来斗争，给他戴高帽，挂黑牌子，满校游街。

“他哭。”杜山说，“却不老实。”

杜荣林心有所感。他说谁让你们小孩去干这种事？不能因为老师以前干过什么，现在还有什么人在台湾就要斗他，这好像不太讲理了，关键是人家现在站在哪个立场上，对不对？否则就可能祸及无辜。

杜荣林对女儿讲他牺牲在金门岛的战友。他说，当时他的战士里少说有四分之一是从国民党部队里过来的，他们在战场上缴了枪，然后他们愿意跟解放军走，这以后他们就是自己人。自己人并不一定本来就是自己人，敌人并不一定永远都是敌人。即使是敌人，你应当把他们打垮，把他们消灭，但是他们放下武器投降后，你不能支起机关枪把他们全部打死，他们毕竟跟我们一样是人，不是狼。解放军优待俘虏，俘虏跟我们走了，至少不再是敌人，揪着他们以往的事情有什么必要？这会弄到多少人！

杜山不解，说爸爸干嘛替他们操心？红卫兵这是在千方百计帮爸爸挖坏人嘛。爸爸总说敌人就在海峡那边，还有一场大仗要打。把藏在海峡这边的坏人都挖出来，爸爸解放台湾才没有后顾之忧。红卫兵造反，贴大字报，开斗争会，就是在做这个。

杜荣林默不做声，心里感觉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