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部分(第1/4 页)
你们表现得像日本淑女，不要使自己蒙羞。今晚，朝鲜人有可能骚乱。” 太阳落山了，电灯一盏盏亮起来。母亲、妹妹和我换上干净内衣和裤子，跪坐在一张铺在地板上的毯子上。母亲把一个白纸包按在我的手心里——那是我们团长分给每个人的。“危急关头，就把它吞下去。”母亲说。 旁边一位曾当过护士的太太忙碌着。她取出几个针筒，安上针头，咝地挤出一点药水……婴儿连哭都没哭一声，安安静静地和父母一起去了。这药水是氰化钾呀！我那时虽然还是个孩子，但也知道一包下去命就没了。我想活，不愿就这么死掉，不甘心死在这样的地方。我要跑！我的全身都在喊叫：逃出去！逃出去！四十年了，那种对即将来临的死亡的恐惧依旧无法从心头抹去。 后来，那位日本小学的校长说他愿意为我们所有的人负责，被几名前来攻击学校的青年带走了，被关进监狱受尽折磨而死。不惜牺牲自己救下了我们的老校长，身穿和服便装的身姿和那飘然的风度，全都烙在了我的记忆里。 当我已经成年，面对困难而抱怨不已的时候，母亲总这样说：“努力干吧，再难也没难到要你立刻去死。”是啊，比起“八·一五”那个晚上，如今碰上的难处真是不值一提。我一下子心平气和了。 宫本和代 51岁 行政书记 四日市市   
逃出通化�
我们全家五口乘坐难民火车离开了通化：在南满铁路当医生的丈夫，正念三年级的大儿子，正发着高烧的4岁的二儿子，以及尚在襁褓中的小儿子。 那通知——“三十分钟之内在通化车站集合”——是突然下达的。虽说为了应付危机，我早把东西收拾好了，心理上也早有准备，可事到临头，依然心烦意乱。我急急忙忙地给孩子穿上一层又一层衣服，虽然是八月，还是罩上了冬天的衣服。所有的尿布和奶粉，只要能装上，都带上走。小儿子卷在棉被里，背在背上。顾不上还坐在陶制的煤炉上的炖锅，我们朝车站跑去，赶在发车前的一刻上去了。 在车厢里，我看见日本乘警把中国列车员一枪打死，往外一扔了事。车窗全部关上，也不许开灯。八月的天气热得无法形容，何况我们穿着冬天衣服闷在车厢里。孩子死了，就往窗外一扔，一个接一个。每到车站，旅客的行李就要遭一次劫，我们的行李就这么越抢越少。我把一些纸币放到娃娃的尿布外层，因为尿湿了没的换，钱上印的字都模糊了，变成废纸一团。 在四平，我们得到允许在南满铁路单身员工的宿舍里住了一个星期，妇女和孩子不许出去。因为没法洗尿布，我只能把脏尿布晾干了再用，硬邦邦臭哄哄的也顾不得了。 几个月后到达奉天的时候，我们已是两手空空。住在空荡荡的南满铁路员工宿舍里，这儿被叫作“难民一号”。正是严冬，没有取暖设备，只借到一些被褥，每天白天就放到露天晾晒，好吸一点太阳的热力。在奉天，我好几次看见女人卖自己的孩子，讨价还价，想尽量多卖几个钱。 我那生病的孩子就死在这里。我们折了屋子里的一口木箱，又砍了几段铁路枕木，把他小尸身在铁轨旁边烧化了。整整七个月，从离开通化后就没有澡洗。身上全是虱子，臭得像乞丐一样。 村上绫女 76岁 家庭主妇 福冈市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女神降临人世�
战争结束的时候，我正在旧满洲的锦州市。我丈夫是在东满退役的，他隔着铁丝网抵抗来抢劫的暴民，终于保住了我们的房子。他高兴地说：“嘿，这回可立了一等军功啊。”但是，银行和邮局已经被暴民抢了，我们已经不能取钱。手里没有现款，我们不得不在街上铺一床草席，把家里零星东西摆在上边卖。日本人和中国人摆的摊子混在一起。 五六个中国人围了过来，盯着我们的东西看。一个人伸出手，抓起一块手表就跑。我本不敢吱声，却不由自主地喊起来：“有人抢东西！”站在一边看着的四、五个人一把揪住我丈夫，开始打他。 弄不好他就得死在他们拳头底下，我尖声叫“救命”，但没有一个日本人过来帮我们。我知道，这些人也得留着一条命。他们那时做的一切，都是为能回日本老家。为了妻子儿女，他们是绝不会卷进别人的麻烦里。 就在这时，有人大声喊了一句什么。这事发生得很突然，我没听见喊的是什么，但那帮围打我丈夫的人突然放手，散到人群里去了。一位穿着中式蓝布大褂老妇人正看着我，脸上带着笑。她一头白发，裹着小脚，嘴里只剩下不多的几颗黄牙。就是她救了我们。我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跪到这老妇人面前，喃喃地说“�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