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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盛魁商号的国家镜像叙事（1）

文/蒙古狼赵卡

《大盛魁商号》一开篇发生在哈拉沁峡谷的突发灾难，邓九刚先生是把它作为一个国家命运的灾难寓言来讲述的：不可一世的庞大驼队在经验丰富的牛领房带领下步入死神的口袋，转眼之间“整个大山整个世界全部在那恐怖的轰鸣声中颤抖起来。尘土把整个峡谷淹没了。人、狗、驼、马的惨叫声在轰鸣中挣扎着，显得极其微弱、渺小、可怜。”与其说这是描写一个商队的瞬间覆灭，还不如说是对一个无可挽回倾覆命运的逝去帝国的追忆。

从小说的若干线索我们大致可以辨析出，《大盛魁商号》讲述的是清同治到光绪十年间，著名旅蒙商大盛魁商号所发生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商战故事，因邓九刚出色的结构技能，将一个民族商号的命运无可挽回地置于一个风雨飘摇的国家语境中，实质上，以大盛魁商号为代表的民族商业其不可逆转的覆亡和它的国家一样，都是一种无奈累积的结果。

在邓九刚的大盛魁系小说中，《大盛魁商号》以其独一无二的对偶叙事彰显了小说的结构力量，在叙事张力上虽弱于邓九刚的另一部大盛魁系小说《驼道》，但更显丰实厚重。

通过一个不重要的人物古海为线索，串起了整个小说的结构，这个结构的视角基本是以对偶框架决定叙事效果的，是一种容纳在商号/国家的大对偶框架结构叙事，因小说中商号/国家互为镜像的关系，我称之为大盛魁商号的国家镜像叙事。

首当其冲的是商号和衙门的博弈。无疑，《大盛魁商号》中最出色的篇幅之一就是关于商号和衙门的对偶叙事了，其博弈的复杂和张弛隐喻了商号/国家的镜像关系。衙门作为一个官僚系统，我们看到在《大盛魁商号》中的运转本身就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戏剧性。大清帝国的衙门不同于卡夫卡小说的衙门，卡夫卡小说的衙门充斥了荒唐、昏庸、愚蠢、低效率和伪正义，而大清帝国的衙门却充满了中国式的狡诈和智慧，推委、贪婪、冷酷和必要的高效率。恰恰是面对这样一种衙门，在其他商号勉为其难的境况下大盛魁却能够如鱼得水，特别是对胡、张两任道台的性格揭示，十分具有布莱希特式剧场效果。小说不动声色地梳理了这样一种寄生强权和屈从金钱的逻辑：钱权交易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不合法的，但它却充满了合理性。这就是一个时代商号和衙门的博弈结果。

弱国强商的对偶叙事是整个小说隐藏的主线。《大盛魁商号》令人称道之处就在于它非常特别的展示了一个弱国强商的博弈叙事。大清帝国积贫积弱，却怪胎般地产生了像大盛魁商号这样的商业巨擘，在中国、蒙古、俄罗斯的跨国贸易中纵横捭阖，而大清帝国却为俄罗斯无足轻重的商人或居心不良的探险者赔款道歉，甚至有官吏为此丢掉乌纱帽。以至于归化二十八家通司商号领袖大盛魁都不得不铤而走险“暗房子”。大掌柜也是实出无奈，“同样是商人假如你是俄国人，在喀尔喀做生意就可以免税的优惠，并且官府也不敢欺负你；可是你是中国人就会被课以重税，随时还会遭到官府的欺辱，弄的不好就会把脑袋丢了。如今在大清的土地上做中国人难哪！”，这是一个深刻的悖论！所以大掌柜的感慨“朝廷挺不住的，总有一天顶不住的”，与其说是预言了一个国家的命运，毋宁说是感叹自身这个商业巨无霸飘摇的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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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盛魁商号的国家镜像叙事（2）

大盛魁和俄商的对偶叙事可以说是一种非对称力量的角力。观察大盛魁和俄商的非对称力量的角力其实就是观察大清帝国和尼古拉俄帝国的角力，当然，那更是一场众所周知的非对称角力，大清帝国常以令人难堪和屈辱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印证了自己的软弱角色。那么，大盛魁等一干民族商业力量的地位和命运可想而知。小说几次借大盛魁大掌柜王廷相之口表达了这样一种愤懑，也就是作者满怀的不无忧虑和一腔悲壮：“俄人是官商一体，是以整个国家在和你做生意，……不惜动以刀兵……。”当然，大盛魁也不是弱到任人随意宰割的地步，和俄商的小麦贸易就等于是一次淋漓尽致的大快朵颐，为积弱成疾的大清帝国在中俄商战中挽回了一丝可怜的面子。

掌柜和财东的对偶叙事从哪个方面说都更像是一种猫鼠游戏，其核心问题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财东们竭力想在大盛魁商号中挣得一席话语权，可惜，其众所周知的博弈结果肯定是代表财东一方的落败而告结束。在这个博弈叙事里，以大掌柜为代表的经理人老谋深算，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