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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定的倾覆（4）

与史耀、史靖仁父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小说主角之一的古海及其父母亲。先说古海——他是贫寒子弟，机敏而又懂得发愤；他没有其他出路，只有勤恳忠诚地从最底层做起。他做得很成功，环境为他提供了一座又一座展示才能的舞台。尽管他苦熬九载而招来横祸，但可以相信，“开销”并不是最终的结局。他已经练就了大盛魁掌柜的身手，东山再起仅仅是迟早的事。在《大盛魁商号》中，古海是学徒，或因了他是“初试锋芒”的缘故，所以也不可能如大掌柜一般呼风唤雨，或如郦先生那样举足轻重，但他在小说构造中的地位及艺术作用，却绝不亚于其他人物，哪怕是极见性格的重要人物。他是旁观者，又是直接的参与者。他的存在便是小说。离开了他的“故事”，也就等于从结构上消解了小说的“故事”。他既是小说的重要人物，又是小说的重要线索。可以说，一旦失却古海，也就意味着小说的全面崩坍。古海作为小说中的贯穿性人物，其重要性还表现在：作品对于这个并不惊心动魄的人物的精心刻画，同时也意味着是对其他人物性格的塑造或逐步完成，譬如对于大掌柜。《大盛魁商号》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最值得一提的，则是小说以生动沉着的笔触塑造了大掌柜这样一个19世纪中叶的富有末世特色的中国商贾形象——大掌柜的形象，同样也离不开古海所起到的艺术作用：就阅读印象而言，我们在感受古海时，经常可以感受到大掌柜的存在，尽管大掌柜并没有出场。大掌柜是一个商贾形象，同时又是一种彼时彼世的精神形象。显而易见，小说也没有把他作为纯粹的商贾来刻画。大掌柜苦心经营几十年，倚仗自己的实力、谋略，以及谁也不可忽视的影响，致使自己的精神无处不在，上至官府朝廷，下至所属掌柜。他对学徒们的铸造，便是其精神的一种再现或重塑。古海九年苦熬，大掌柜便是他朝圣与接受的精神形象。这是一种过程，一种可以被称为生存状态的“人的过程”。当然，也是一种创造性地承袭与重显大掌柜精神的过程。《大盛魁商号》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古海精神成长过程的不动声色的揭示。在这里，既不是歌颂，也不是鞭挞；《大盛魁商号》只是以小说的方式，对一截历史或对一种“人的过程”作了属于作家自己的穿透与展现。自农而商、从商而溃，其中构成了一种特定社会背景下的极其无奈的历史循环。大盛魁的掌柜们清一色地来自农业社会（也只可能来自农业社会），而这种社会角色的转变，无疑可以造就小说传达极富意味的契机。就《大盛魁商号》而言，古海是最具这一角色特征的人物。他从山西祁县到塞外商贸集城归化，其自身就是这种角色转变的体现者；不仅如此，他还是一座寓意之间的桥梁：由于他的存在，才可能勾连农业社会与商业社会之间的那种有机联系，才可能把农民的梦想，并连带着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乃至造房建屋之类的追求统统推到读者的面前。小说对于古海父亲古静轩（也包括古海娘、古海妻、张婶等）的描写，很有效地强化了作品的深度或厚度。不管有意无意，我们或多或少可以从古静轩们的生存状态及梦想，感受到土壤深厚的农村文化底蕴是怎样波及到一种新的社会文明的生长，以及新的社会文明如何不可避免地会留下妨碍自己前行的旧式印记。于是，我们可隐隐约约地倾听到些许从历史深处传来的沉重声息，而这种声息并没有因历史久远而失却让人进一步沉思的现实感。

命定的倾覆（5）

历史不会突然发生，也不会突然消失。历史总是表现为承袭与发展。历史没有尽头。今天也会成为历史，但今天首先是历史的结果。

从小说中的故事及人物的命运可以看出，大盛魁还将经历风雨的飘摇或洗礼，大盛魁的掌柜们也将蒙受新的苦难或新的打击。特别是古海，他的道路、乃至他的悲壮，似乎仅仅开了个头……于是可以说，《大盛魁商号》要讲述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但即使是已经发生的人事变迁，也足以构成一幅规模宏大的19世纪的商贸图；同时，它又是一幅富有命定色彩的民情风俗图——它不仅使我们获得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