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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铁道线上来回奔跑。如今，时过境迁，人事已非，感慨万端。盛大成对我说，他向他的妻子保证，北京之行必定马到成功。我问他，为何说得这般有把握，他从深度近视镜片背后，透出狡黠又愉快的目光，答道：“我有直觉，同时也得给亲人希望和安慰嘛。”

第五章

北京的黄昏，璀璨絢丽，成名很久的白果银杏，仪态万千，还是一片绿色，只是镶了一圈金边，在湛蓝天色的衬托下，十分招惹喜爱。

当晚，我们住进了中国工运学院的宿舍。这个学院刚成立不久，亮堂堂，崭新的，大部分师资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听说主要是培养县团级以上的工会干部，以加强各级工会力量。东道主，好友陆晓翔给我们介绍了同校的同学，都是来自各省市的年青干部。其中有任班委主席的沙市工会领导老李，　有任班委支部书记的徐州工会领导老陈。一到晚上，寝室私人收音机飘出西方音乐和港台流行歌曲，表面平静的中国正悄悄的发生深刻变化，新的一代领导精英层的官员，以不同于前辈的风姿登上政治舞台。

使馆区位于光华路和三里屯，这里就象神话中的迷宫，数不清的使馆建筑和外交公寓，纵横交错，几乎没有居民住宅和商业网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武警遍布整个区域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气氛和秋寒交结，令人感觉仿佛空气凝结的宁静。和北京城其他地方车水马龙的喧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来到了欧洲，由于签证，也时不时前往各国的使馆区，除了一些易受恐怖攻击的使馆，可见持枪警员以外。一般人都可随意出入外国使领馆，就象出入商场和航空公司一般。漫步于这个特殊的地界，突发奇想，冥冥之中传来时远时近的人声马嘶，好象当年的庚子事变，冲击东郊民巷各国使馆的拳民阴魂再现。十九世纪，列强对华大肆入侵和掠夺，最后引发了义和团运动。此后在海外，一些老外说起这段近代史时，大有谈虎色变之态。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却要在同一个地方，挨门逐户地企求外国的入境许可。

周末的星期六，按照常矩，是各国使馆打烊之日。整个使馆区域格外冷清，门前可罗雀。我们竟获得门卫的许可，得以进入S国使馆的大院，遇上一位上了年龄的中国职工，他是使馆的花匠兼勤杂工，也是服务年限最长的员工。我们说明了来意，他很和蔼地说，星期一可以来此找一位翻译栗先生商谈。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进入一个外国使馆，什么都感到新奇。进入S国使馆纯属偶然，东南亚国家原不在计划之内，印象中这些国家还不是第三世界最下乘的，恐怕签证并非易事。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正在闹天灾人祸的非洲国家。星期日的讨论，根本没有考虑S国的可能性。不过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命运自有安排。后来，整个戏剧性的“签证工程”正是由S国使馆作为发端。

从S国使馆出来，我们继续巡视使馆区，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分兵两路，各沿马路一侧行进，仔细辨认使馆建筑物的国旗和铜牌。大概是天意，始终没能找到名单上首选的，如乌干达等噩梦般的国家使馆。最后在光华路一带看到M国和B国的使馆。从《世界年鉴》来看，这两个国家还不算是最贫穷最糟糕的，当时也没有列入饥荒猖獗的非洲七国。

九月京城花红柳绿，有了丝丝寒意。星期日上午，好朋友熊大力约我们在他下塌的酒店见面，然后一起前往王府井商业街，为他意大利之行（单位派遣他的公差）购置物品。中午时分，我们走进一家人声鼎沸的餐馆共进午餐。坐在对面，大力就象即将飞向天堂的安祺尔，让我们仰慕不已。大力多才多艺，是个英俊小伙子，我们越瞧他越美。特别值得羡慕的是，他操一口流利的英文和意大利语。对于我们这种机关算尽的迂回签证，他感到十分好奇，问道：“如果得到了第三世界穷国家的签证，甚至那些闹饥馑的非洲国家，你们难道真的能无所顾忌的动身前往吗？”我们回答，如果得不到更好的签证，我们还得走，设法中途改道，再不行，干脆进入等待时机。熊大力出神望着我们，说道：“你们该说我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们都是成家的人了，又有前程不错的职位，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你们要这样挺而走险？我能够理解和感觉到你们的动力，我比你们年轻，阅历也浅，再过几年，或许我也会滋长出此般的愿望和破釜成舟的决心。”他的话竟给验证了。我们离开中国一年半的时候，国内的出国热浪达到顶端，每天在出入境管理处，门庭若市，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以出洋为人生目标。从意大利返回上海的熊大力，全力以赴申请到日本，虽然这时候的他已经成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