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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鸭绒被，一针一线缝制成睡袋；刚出月子的妻子，一手搂着满月的儿子，一手为出远门的丈夫收拾行李，什么都谈到了，就是有一个心照不宣的问题，何时再相逢？五年？十年？甚至更遥远，只有苍天才能作答，想到这里，断肠人在天涯的伤感，不由的阵阵袭来。翻译家墨兰的公子小鹏，是我的好友中最敦厚的一位，他悄悄把我拉到门外，说，“正是为了他们，你也得往前走，不要回头。”不料，这竟是我们最后一别。一年后上海的一场肝炎大流疫中，他成了故人。　。　想看书来

第十章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三早晨7点45分，我们搭乘的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正点从北京站徐徐启动。送行的邬君随着款款移动的列车追了几步，他的签证还在未定之天，我们先走了。至今我还记得他喃喃自语，离开月台，醉酒似的晃悠而去，瞧着他渐渐离去的身影，大家都感到无可名状的心情。能够走的走了，从今以后如同断线的风筝，飘向广袤的未知世界，无论是祸还是福，恐怕永不重归。

我们乘坐的是中国列车（每星期有二班往返中苏的国际列车，另一班是苏联列车）。列车员都是中国人。整个列车空荡荡的，所有北京上车的客人都被集中在二节车厢，这样做显然有利于集中管理，人和细菌一样，散布开去至少有污染环境的坏处。据说，80年代前期，有时整趟列车只有几十个旅客，比列车员人数还少，相对国内列车而言，这里服务质量要好得多。列车编组：高包（二人包房）、软卧（四人包房）、硬卧（四人包房）。我们的二等硬卧，相当国内的软卧，有四个铺位。同房间的另二位来自北京林学院，一位是副教授安先生，另一位是他的助教，目的地是联邦德国。类似这样的国家派遣人员，约占列车人数的一半以上。

从北京站始发的k3次国际列车将途经经大同、晚上8点将到达边境检查口岸二连浩特，然后出境，经扎门乌德、乌兰巴托进入俄罗斯境内以后，和西伯利亚大铁路汇合，周一抵达莫斯科。总共六天的行程。火车上的人都互相熟悉了。

安教授年过半百，略有发福，刚一见面，即忙于分发名片，显示身份和头衔。他告诉我们，已是多次出国，至于这次到西德也是第二回了，又掏出因公护照，以表明他和我们的私人护照并无二致。知识分子只有这般自我陶醉的余地，一点小小的虚荣心也就值得尊重了。除了有点烦人的话匣子和“酸”以外，这位半大老头倒是随和，心底善良。他的助教白先生，年龄比我们还少上一截。他这一代没有直接受到*的影响，又赶上尚学和开放的年代，学业一帆风顺。他戴着圆圆的眼镜，笑起来一副湖南老乡的憨厚相。他是首次赴欧攻读博士学位，可谓春风得意，一片锦绣前程。当我们问他，是否打算学成报效祖国？他觉得是无可质疑的。使我想起自己的夏教授，留德博士，当年怀着赤诚之心回国，到了皓首之年，感慨万分。新一代的留洋学者的归宿何在，这个问题需要时间才能作答。

很快地又结交了一些乘友，其中，有到法国的靳先生，年仅二十岁，之所以能搞到法国的签证，是他老爸是中国驻法航空代办处的官员，他不讳言赖在巴黎；有赴西德留学的杨小姐，是安徽医学院的助教，到德国的第一目标是尽快把男友弄出来。最有意思的是，在奥地利留学的高先生和赴丹麦旅行的林夫妇，我们不但是六天的同路人，而且数月后又再次见面的缘分。

林先生最早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北京火车站国际候车大厅，身材格外短小干瘪，一顶奇特的西瓜状的黑皮帽，和苍白的长脸形成反差，活像《智取威虎山》中的小炉匠。当时，整个候车大厅散放的几乎都是这对夫妇的行李，他和太太推着两架重磅行李车，来回运输个不停，很有漫画色彩。现在，我们已经成了朋友，坐在车厢里闲聊。林先生告诉我们，这些重达半吨的行李，实际上说货物更为妥切，是他花费数月精心采购的，其中有种类齐全的工艺品，纺织品，足足可以装备一家商店，还有一尊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如来佛，重达八十公斤，像一枚导弹横卧在大号的木箱之中。所有的货物都堆放在车厢的过道，或者寄存在乘友的包厢，当时的国际列车从无走单帮的历史，乘务员也就视而不见。一样是初次出国，对西欧的行情他显然了如指掌，我们云里雾里，懵懂无知，一点概念的都没有。“老弟，中国市场的许多东西，到了欧洲，尤其是北欧，那就是十倍的价钱。”他从挂在脖子的金项链上，取下一个古里古怪的佩玉，凑到眼前，才看清楚是只乌龟，在中国是象征长寿的吉祥物，据说老外也是十分喜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