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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数额跃至4万亿美元。公众的热情也持续高涨。贷款人为获得了这样一个可以迅速卖出贷款、转移风险的机会而欢欣鼓舞。他们将次级贷款的系统风险传播开来，提前获得大部分回报，并回收必要的资金来支持新的贷款。这个美国乃至全球市场的巨大盈利机会将整个华尔街笼罩在欢乐的气氛中。截至2005年，全球证券化资产的80％出自美国。

随之而来的是，美国普通家庭所要面临的风险也日益增长。证券是一种金融产品，金融的风险性是公众普遍担心的问题。大多数公众能认识到正在发生的事，但很少人能确切明白其中的原理。公司、金融机构和联邦政府都将原本由它们承担的风险与开支转嫁到普通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上。一些权威的评论家认为“风险”这个简短的词即将成为美国政治的主要力量。但到2007年年末，政府官员、抵押贷款的贷款人、资产担保证券的打包者和高级金融执行官们面临着连他们自己都没有预期到的风险：这一证券化潮流发展成了自大萧条以来美国最大的房地产危机。

对普通美国家庭而言，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和大失所望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家庭平均收入的5年停滞，健康保险金额缺口的扩大和贷款服务所需资金占个人收入比重的攀升—面对这一切，即便是最乐观的新经济预言家，都会觉得前途渺茫。如果家庭的风险意识可以用数值来度量，那么它此时将会创下一个新的纪录或者已接近历史的峰值。

陷入风险旋涡（2）

风险—更确切地说，风险的最小化或最大分散可能性—已经成为金融行业的当务之急，美国公司和联邦政府正朝着一致的方向努力：转嫁它或暂时承担它。公司面临达尔文式的自由竞争市场与全球化的压力，只能不遗余力地控制收益既定的养老金支出、将工资保持在最低水平并降低在职员工与退休工人的医疗保健费。而保守的白宫政府与国会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在2003~2006年，提出了所谓的“机遇社会”或“所有权社会”的说法，它意味着社会保护措施将部分私有化，医疗保险会被削减并鼓励个人责任制，多种多样的“个人账户”将进入联邦保险体系的核心。但选民们并不支持这一政策，2006年民主党重新赢得国会多数席位，宣告这些想法与举措中的绝大部分以失败而告终。

有两本书很好地解释了人们的这一新苦恼。耶鲁大学的教授雅各布·海克在《巨大的风险转移》一书中定义了经济安全的两大重要支柱—家庭与工作场所，由于政府与公司都削减了对收入安全、医疗保健及养老金的保障，这两大支柱被严重弱化了。海克认为收入不稳定的问题愈演愈烈，甚至超越了收入不公平问题。他强调，数据显示，家庭收入的波动幅度一年比一年大。举个例子，一个家庭收入骤减50％的概率在1970年是微乎其微的，而到2001年，这一概率上升为近20％。从工作场所到医疗保健中心，再到退休人员，不安全感正不断蔓延。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伊丽莎白·沃伦则把重心放在不利的金融实践和革新上。继2003年的作品《双收入陷阱》之后，她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饱受争议的理论：“中等收入家庭面临着多重威胁……即使在双收入家庭，家庭收入过于紧张，一个微小的问题都有可能让整个家庭陷入危机。单亲家庭的生活同已婚家庭一样艰难，要靠一份收入过上中产阶层的生活，在收入上面临着更多的阻碍。与此同时，家庭还需要面对更高的费用支出和日益增加的风险。传统的金融信贷规则被有权势的利益集团改写，它们将中产阶层家庭视为政治影响力的战利品。”在这里，她谈到了金融违规，特别是对信用卡发行者来说，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极高的利率和罚金。

图4–1列出的是沃伦对房贷、子女抚养、健康保险、汽车和税收这几项基本支出如何上升的一个估计，这些基本支出正在消耗越来越多的家庭可任意支配收入。换一种计算方式来看，家庭花费在贷款服务上的比重—基本的项目有房贷、车贷和信用卡贷款—从1983年的10％上升为2006年的。海克和沃伦所关注的这一类家庭在新世纪的头几年都没有享受挥霍的机会。可以预计的是，如果将来宣布的CPI值显示通货膨胀要比政府部门公布的情况更为糟糕，人们的愤怒情绪会更加高涨，因为这进一步验证了许多美国人多年来一直受到欺骗，承担着与他们的工资和社会保障金不匹配的生存成本。

但令基层美国人民更加恼火的是，他们的房产价值在一两年内下跌了8％~10％，甚至15％~20％之多。当本章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