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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尼克夫人总是吃得过饱，而她能觉出我们总是饥肠辘辘，她不断反复邀请我们和她一起就餐——“要是你们饿了。”她从不说：“干吗不和我共进晚餐呢？我特意给你们做了很香的兔子肉。”不，她幸灾乐祸地企图让我们承认这一点。

当然我们从不承认，因为让步就意味着我必须写亨尼克夫人要求的那种小说。

此外，即使一个雇佣作家也应有所不为。

然而，我们总是按时借钱交房租。有时，克伦斯基博士前来解围，还有柯里，当我们彻底绝望时，就乘车去我父母家里——要去整整一个小时——呆到我们填饱肚子。莫娜总是饭后立刻在沙发上睡着了，我竭尽全力把谈话继续下去，并暗暗祈祷在最后一声亨利之前，莫娜不会再睡着。

这种饭后闲谈令人苦不堪言，除了我自己的工作，我拼命谈论所有的一切，然而，这一时刻不可避免，父亲或母亲总会问——“你的写作进行得怎么样？”而我就会羞红着脸撒谎道：“当然，最近我又发表了两篇。”反映很不错。“真的？”

然后他们会显得惊喜交加，同时问：“发表在什么杂志上？”而我就会随便编个名字，“我们会留意的，亨利，你觉得它们什么时候能刊登？”（几个月后，他们会提醒我，他们仍在留意我曾说的发表在这本或那本杂志上的小说）

到最后，母亲说：“现实一点儿吧！”她正色问我是否应明智些，放弃写作，找份工作。“你曾有很好的工作……干吗放弃呢？要成为一位优秀的作家需要好几年——况且也许你永远不会成功。”等等，等等。我真为她难过，而老头儿总是假装相信我终会成功，我敢肯定，他渴望如此。他说：“他需要时间！给他一段时间！”

而母亲会反驳——“但与此同时他们怎么生活呢？”然后，我会说：“别担心，妈。

我知道怎么办，你很清楚我是有办法的。你总不会认为我们会挨饿，是吧？“而妈妈认为，就是这么回事，她自言自语一般，反复唠叨，最好还是找个工作，用业余时间写作。”可他们似乎并没挨饿，是吧？“老头儿是以这种方式告诉我，若我们真的饿了，就会裁缝店找他。他会倾其所有来帮助我的。我知，他知。我默默地谢他，他也默默地接受我的谢意。即使他知道我在撒谎——当我给他讲述荒诞无稽的恐怖故事时——他也不说破。”很有趣，儿子！“他会说，”真精彩！你会成为畅销小说家的，我敢肯定。“有时，我会在分手时流下泪来，我真想帮帮他，他坐在那破旧不堪、快倒塌的店里，生意冷清，没有一线希望，但他仍是那么愉快、乐观，或许有好几个月，他没有一个主顾登门，而他仍继续做”一个裁缝店老板“。这真是莫大的嘲弄！”这样，“我在街上走着，对自己说：”只要一卖出小说，我就给他些钱。“于是，我变得乐观起来，生出一种古怪的想法：某位编辑会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预先给我开一张五百元或一千元的支票，然而，到家的时候，我的期望已降到五元，事实上，我并不满足，我还希望有下一顿饭，有更多的邮票，或者鞋带。

“今天有信吗？”每次进门，我都这么嚷。若信封里鼓鼓的，我就明白是我那物归原主的稿子。若信很薄，则是退稿通知，并附有加寄邮资的要求，以便退还稿件。剩下的就是帐单，还有一封律师的来信，上面是个老地址，不知怎的，转寄给了我。

拖欠的帐单越积越多，恐怕我永远也无法付清了，永远。越来越明显，我准会在雷蒙德街监狱了却余生了。

“别着急，会有转机的。”

每次转机都是她的努力，还是莫娜去找了《黄色小说》的编辑，得到了为他们写六篇小说的活儿，只好如此。我以她的名义写了两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来我想出一个好主意，翻阅旧期刊，将以前的小说更换人物姓名、开头、结尾，来个改头换面，这办法真灵——他们竟十分欣赏这些伪作。很显然，他们已经习惯于这种口味，但很快地，我就对炒这种大杂烩感到厌倦了，这对我来说纯粹是浪费时间。

一天，我说：“让它们见鬼去吧。”她照办了，而反应却大大出乎意料。那位不可一世的大编辑变成了狂热的爱好者，为了那些该死的小说，他把稿酬提高到原先的五倍。他得到多少，我就不得而知了，为了让莫娜相信，他请求在公共场合会面，只呆半小时，通常是茶屋，绝妙之极！更绝的是——一天他承认自己仍是一个童男子（49岁）！他只是没说自己是一个性变态。我们得知，这该死的杂志的赞助者，包括一大批令人尊敬的性变态者——部长、犹太教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