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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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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论文集《在历史的“风陵渡”口》出版在即，时代国际出版公司的编辑来电嘱我为这本集子写一篇序言，读着手上的校稿，既有几许欣慰，也不乏一丝苦涩之味，不由得想起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思绪一下从现在又跳回到过去，于是拉拉杂杂写下这篇文字，权当“立此存照”吧。

如果说从进入大学的历史系就算正式学习或研究历史，我在史学领域已呆了二十多年，也在南京大学渡过了自己从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岁月。我和南京大学最初的渊源，是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结下的，却是和大学原来的意义没有任何关系。我虽然从小就对大学充满想往，很早就读过苏联作家特里方诺夫的《一年级大学生》，但很清楚读大学那是遥不可及的梦，文革前我就知道家庭成份不好，成绩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在文革的最初几年，一些著名大学都成了所在地区政治运动的“风暴眼”，它的大门向一切人敞开，文革爆发时，我是六年级的小学生，小学的正常教学已难以为继，我就经常一人去离家不远的南京大学看大字报。1966年10月，我在南大北园第一次看到来宁“串联”的“首都三司”红卫兵张贴的批评刘少奇的大字报。那时文革已进入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其中有一张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勒令狗崽子”：“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自那以后，南大陪伴我从少年走到青年，又走到中年。

我的父母都不是知识分子，父亲因家贫，十二岁就在电镀厂做童工，被累得大吐血，是靠着做伙夫舅舅的抚养，才读了小学和陆续读完初中。父亲爱看书，最爱读的就是历史书籍，诸如蔡东藩多卷本的《中国历朝演义》。可能受他的影响，我在文革前的小学阶段就读了《红旗飘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氓》、《三家巷》、《林海雪原》等等那个年代流行的革命书籍，也喜欢读《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五四以来老作家的作品。一个同学家的书橱里有一本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令我羡慕不已。

喜欢读书，加上自己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很自然地就对学者受难有一份很深的同情，在南京大学北园“文革楼”（文革结束后恢复原名“教学楼”）的阶梯教室里，我亲眼看到南大地理系主任任美锷教授被批斗，也看到“文革楼”底层橱窗里张贴的匡亚明校长手写的“认罪书”和挂着牌子在校园低头扫地的“反动学术权威”。

因为父亲是“右派”，我被禁止参加庆祝国庆17周年的全市小学生游行队伍，我也没能参加1966年的“大串联”，但是心里总有不甘，也想“经风雨，见世面”。1967年4月底的一个夜晚，我和两个同学跑到南京的下关火车站的车场，爬上一辆敞篷货车去上海，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去上海。我们担心到了上海后出不了车站，第二天上午就从南翔站下了货车。在那儿我和两个小伙伴分手，他们在上海都有亲戚，我一人再坐车直奔南京路，要去亲眼看看在书本上早就熟悉的这条有名的街道和当时中国最高的建筑………24层楼高的“国际饭店”。那一天，我一直在南京路和外滩游荡，在外滩大楼的墙壁上，我看到了　“炮轰韩先楚”的大标语，晚上我花了几角钱找一家浴室住下。两天后，我又一个人回到南翔，天空下着雨，沿着铁轨走了很远，在一个青年铁路工人的指引下，爬上一辆将要开往南京的货车，躲在蓬布里，回到了南京。短短几天的　“经风雨，见世面”，锻炼了我的毅力和勇气。

成长在文革动荡的岁月，作为“黑五类”子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饱受白眼和歧视，高尔基的《在人间》和《我的大学》成了我精神上的向导，南京大学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大学”，我在那儿不仅看了无数的大字报，还见识了许多“新事物”。有一次我游逛到北园的一排简易平房，发现里面住着一群来自安徽凤阳的农民，男女老少都有，他们都持有所在公社大队为他们提供的证明，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然后是几句话：某某某是贫下中农，因遭自然灾害，外出要饭，请予帮助！

在那个年代，我生活在一个由旧书本构成的虚幻的世界中，虽然都是杂乱无章的读书，却渴望灵魂的自由。1966年深秋，我读了一本鲁迅的集子，里面收有《无声的中国》，惊奇鲁迅几十年前的话还是那么有现实性。一本《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