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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会引起大规模战争；二怕钱桂仁部的其他将领反对投降。钱桂仁的副将骆国忠、董正勤、钱寿仁都是安徽人，与李鸿章是同乡。淮军出征前，三人就向李鸿章表示愿献城归降。李鸿章与钱桂仁商定，于十二月初一日起事。不料情况有变，迟迟不露面的忠王李秀成突然在十一月一日返回苏州。钱桂仁心中有鬼，以为事机泄露，以汇报军情为由跑到苏州找李秀成去了。骆国忠害怕钱桂仁向忠王请赏邀功，将他们出卖，决定提前动手。十一月十六日，骆国忠在中军营安排戏剧，召集诸将看戏。戏演到一半时，早有准备的安徽籍士兵把反对投降的将领全部杀死。常熟城内的大部分太平军官兵都不愿投降。骆国忠整整杀戮了一夜。第二天太阳升起时，常熟城内血流成河。活着的兵将则忙着理发，将前额留的头发剃掉。李鸿章一卒未伤，又白赚了十个营的兵力，同时稳固了上海的安全。

招降纳叛（2）

李鸿章连续几次纳降成功，凭借的不仅仅是运气。上海道台吴煦也经常花费重金诱降太平军，结果却总是一厢情愿，花钱还受骗，人财两空。李鸿章的诱降策略之所以屡屡奏效，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李鸿章注意拉拢太平天国中的安徽籍将领，以乡情博得其信任，归顺淮军如同回到故乡；其次，李鸿章本着务实的态度，不单纯进行口头允诺，而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让对方看到斗争下去毫无取胜希望；第三，李鸿章最狡猾的地方是不像吴煦那样先赏以重金。事成之前，李鸿章决不轻易给钱，事成后论功行赏，加官进爵，决不食言。

除招降纳叛外，李鸿章还专捡别人不要的“人渣”。提拔重用程学启便是一例。程学启本是太平天国将领，与湘军作战时落败投降了曾国藩。曾国藩一贯主张“血诚”之心，认为降将难当重任；加之程学启全无文化根基，甚至斗大的字也不识几个，不符合曾国藩选用儒将的标准，因此一直得不到重用。曾国藩对他甚至没有起码的信任，前线作战给他送军粮时将吊桥放下，运完粮草后赶紧收起吊桥，如同对待敌人一般。程学启憋着气要为曾国藩立得军功，曾国藩对外却再三表示程学启随时会反叛，后悔当初没有斩草除根。李鸿章却看上了这个既为降将又属文盲的粗鲁人。组建淮军时，李鸿章几次向程学启游说，希望他能跟随自己赶赴上海。程学启不愿落得变来变去的名声，屡次拒绝李鸿章。可李鸿章对“舌头勤打滚”的游说工夫极为擅长，他一方面提及程学启在湘军中的尴尬处境；一方面展望其在未来淮军中的光明前景；还不惜声泪俱下地动之以情，说湘军是湘人的军队，湘军将领得势后湖南人鸡犬升天，自己同程一样均为客籍，客籍之人永无出头之日！程学启终于被李鸿章说动，当面表示：“宁当鸡头，不做牛尾。上海固然是死地，但在湘军中苟且偷生，大丈夫还不如一死了之！”李鸿章大喜过望：“你程学启去了，上海就不是死地了！”

程学启果然没有辜负李鸿章的期望，至上海后几乎指挥了所有的硬仗，且每战必捷，一时被上海人赞誉为“常胜将军”。从不轻易夸赞他人的郭嵩焘也忍不住称道程学启为人中俊杰。淮军上海首战中，太平军潮水般将淮军团团包围，逐渐收缩包围区。初临战阵的淮军哪见过如此阵势，一时不知如何应对。程学启弹药用尽后，突然发出响雷般的怒吼，身先士卒用石头砖块投掷敌人。太平军虽久经沙场，却也未曾见过如此勇将。淮军士气大长，一鼓作气打退了太平军的进攻。曾国藩听说上海大捷的战报后，后悔不迭，懊恼地抱怨道：“我手下的将领怎么就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呢！”他仗着对李鸿章多年的知遇之恩向其索还程学启，这时的李鸿章羽翼日丰，打着痞子腔回道：“这是老师对我的恩赐，感谢老师专门为国家储备了这样好的人才！既然老师将其馈赠于我，就恕我不能完璧归赵喽！”程学启到上海后很快坐定李鸿章之下的淮军第二把交椅，成为淮军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猛将，好不得意！可惜好运不长，上海果真成为他笑谈中的“死地”。两年后，正当李鸿章在上海立稳脚跟时，程学启在战争中受伤患破伤风不治而亡。死讯传来，李鸿章心痛不已，对众将言道：“吾左臂断矣！”同时致信恩师曾国藩，写道：“您把百年难求的将才恩赐于我，我真的无法完璧归赵了！”

李鸿章的另两位爱将刘铭传和刘秉璋，也是痞子气很足的人物。刘铭传最初成名即缘于其十八岁时意气用事杀了本族家长。李鸿章从心底里喜欢他们的这股痞子气。他给他们官做，给他们钱花，给他们名誉和地位，同时对他们处处回护。迈入官场后，这些人还是匪气不消，经常做出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