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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中、西南段同时向中国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在抗议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展开了自卫还击。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决策者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军委战略小组组长刘伯承在战前和战役中曾作了许多重要指示，罗瑞卿作为总参谋长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战斗最紧张的10月和11月，他的工作已经没有了时间、地点的界限。他的家里也好像成了一个临时的作战参谋部，许多房子里都挂满了地图。他的女儿点点回忆这一段日子时写道：那时候我已经十一岁了，已经不合适再和弟弟住一间房，母亲本来要给我一个单独的房间，但是因为前面提到的情况，只给我在一间房子里搭了个临时的床，我晚上睡在那里，白天还是归临时参谋部使用。我记得挂在我那间房子里的是一张比例尺非常大的占满整个墙壁的亚洲地图。……反击战最紧张的那几天，父亲常常很晚还在家里召开紧急会议。每晚……我听着参加会议的人们在前厅留下的脚步声，窗户里透照进来许多汽车的灯光，我看见他们的活动着在墙壁上描画出许多奇妙的影子而安然入梦。这情景已经成了我关于父亲的回忆中的非常独特的和亲切的一慕。

罗瑞卿常常在深夜仁立在作战地图前，细致地观察着西藏和新疆部分，把各次紧急会议上综合分析情况得出的结果，向毛泽东、周恩来和各位元帅报告，为他们作决策提供依据，同时把他们的指示，具体化为一道道命令，发到边防参战部队。

10月24日和11月21日，中国政府在自卫战获得胜利后，两次提出举行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11月22日，中国军队单方面实行停火。

从12月1　日起，中国军队又主动从1959年10月7　日中国实际控制线一边后撤二十余公里，　1963　年2　月28日全部完成撤退计划。战役宣告结束。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结束以后，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到北京向中央军委汇报工作。他在谈到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时讲了两条，第一条叫不怕苦，从上到下没人叫苦；第二条就叫不怕死，前仆后继。罗瑞卿听了很高兴，对张国华说：“这是我们军队的老传统了，只要有了这两不怕，什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原子弹、氢弹都不怕！你无非是毁灭嘛。哪里毁灭得了？我们的观点是：不是原子弹消灭人类，而是人类消灭原子弹。”

罗瑞卿在随后一次外事活动中将张国华所说的“两不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是呀！过去岳飞讲‘文官不要钱，武将不怕死，天下太平矣！’但是他这句话有点片面性，似乎文官可以怕死，武将也可以要钱。我们解放军，文官也不要钱，也不怕死：武将也不怕死，也不能要钱，天下不更太平点了吗！不是讲‘饿死不抢掠，冻死不拆屋’吗？这是岳飞讲的。所以和他作战的人就讲‘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加重语气说：“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不久，罗瑞卿在全军政工会议上着重讲到这件事，他还讲了“南京路上好八连”。他说：“不是敌人要撼我们吗？讲我们三个月就要趴在南京路上，要发霉、烂掉，红的进去，白的出来，我们是红的进去，红的出来！”

1963年5　月，罗瑞卿到舟山等地，视察海军东海舰队基层部队。他一下去就向所在单位申明，这次了解情况不要下面长篇累犊地汇报，不在文字报告上兜圈子，采取现场办公的方法，边看，边问，边听，能解决的问题当场解决。

这天，罗瑞卿来到了桃花岛上。他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而是走进战士宿舍，坐在战士的床头，询问他们学习、生活情况，听他们谈守岛生涯的感受，请他们给部队领导和军委工作提意见和建议。

在与干部战士的促膝谈心中，他听到了一件令他震惊的小事：岛上的战士站岗全班轮穿一双棉鞋，轮穿一件大衣。罗瑞卿听着，心情越来越沉重。

这么多年他从未在会议上或文件中听到和看到这种反映，他为自己没有发现和纠正它而感到心情沉重。

在视察的几天里，这件事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渐渐感到是部队后勤工作中形式主义造成的。在几天后的该守备区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他用深沉的语调讲道：“由于我们工作的疏忽，使战士们受苦了。我们多年来采用量经纬度的方法来发服装，如多少度以南不发，以北就发等。事实上这很难符合实际。

什么事情都有一个一般与特殊的区别。平地按纬度划，高低按什么划呢？每高二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