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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迁与议和都不行，只剩下了最后了一条路——勤王，而围绕如何勤王之事，明廷君臣之间，上演了一出闹剧。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旋即渡河东征，一路势如破竹。这时，明朝的精兵良将已经丧失殆尽了，内忧外患无法消解，此时尚可作战的只有吴三桂手下号称八万之众的关宁铁骑。但围绕着是否调吴三桂入京的问题，群臣再次发生争议，因为吴三桂此时担任的职务是宁远总兵，调吴三桂入关事宜，无异于饮鸩止渴，撤走宁远军队，不但意味着撤去了满洲人面前最坚固的防线，更意味着宁锦防线的放弃，由宁远至山海关一带的几百里土地无人保护，势必会落入清人之手。而从此京师屏障只剩下山海关一座孤城，同样是危险万分之事。

丢弃土地，是历朝历代都不允许发生的丑事，特别是，还要丢掉可以抵挡关外敌人的最重要的土地，当然更是罪不可赦了。以崇祯个性，即使此举能成，一旦事毕后肯定会就此找一个替罪羊，以掩饰自己的无能，有陈新甲的先例，谁会自愿做这个替罪羊？这时满朝大臣对崇祯的心态已经有所了解，于是，大明朝的官僚系统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表现出了它的低能和工于算计：满朝的文武大员先是面面相觑，怕承担责任，都不敢发言，到后来内阁首辅、大学士陈演不得不上前说话，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但同时又认为调兵势在必行。

两个机会的错失（3）

这种废话式的意见一下子开了头，满朝文武以废话为基准，说了更多形同没说的废话。调兵之事于是压下。二月，崇祯再提旧事，众臣又是老样子，最后只有吏都科给事中吴麟征积极主张调兵，到这个危急时候，明朝的大臣们出于明哲保身，仍然拿不出个准意见。

崇祯心里是非常失望的，但是他也无法可施，因为这个时候，杀人和换人也解决不了问题。最后，阁臣陈演、魏德藻提出折中意见，请吴三桂之父吴襄进京，担任中军都督府都督，共商大计。崇祯马上召见吴襄，问吴襄，可否弃宁远，吴襄表示可行，崇祯再问，吴三桂手上有多少兵可用？这位身世显赫的老将军实话实说，注册八万，可用者三万。

三万！崇祯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明朝军队全盛之时，有百万雄兵可用，如今，能够撑起这一片天的，竟然只有三万！而接下来吴襄的话更让他寒心，吴襄告诉他：“这三万人能够用的也不过三千人可用耳。”崇祯惊慌之极，问这三千人如何能够退敌，吴襄说了实话，这三千人并非进行的军队，而是自己的家丁与兄弟，为培养这股私人力量，自己父子费尽心力，“臣所食者粗粝，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纨罗纻绮，故臣能得其死力。”（《明史·吴三桂传》）也就是说，是靠着比自己享受的待遇还高的待遇，才好不容易养了这三千死士。

吴襄在这里可能有所夸张，需知这人也是政治老油条，他怕把话说得太满，将来也不太好收场，这方面自然也有当年袁崇焕的前车之鉴。但关宁铁骑当时的兵力也确实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崇祯得知这个消息很沮丧，于是问，需军饷否？吴襄说要至少一百万。于是，就上演了前文所说的一幕，为了心疼这一百万两银子，调兵再次搁浅，崇祯的吝啬给自己更快地掘了坟墓。

群臣还在拿不出一个意见的时候，李自成的军队却不等了，一个月之间，他的大军已逼近北京。京城的陷落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这个时候，群臣还在争议不决，主张放弃宁远和坚持一寸山河一寸金铁两派在朝上唇枪舌战，崇祯终于等不住了，他下了最后决心。三月初，崇祯帝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并分封左良玉、黄得功、高杰等人头衔不等，命其随同一起入关勤王。

崇祯做出这个决定，对他本人来说，是完全无奈之举，而且这一定也是个非常令人沮丧的命令。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指出，在我国冗长的历史中，外患往往都是偶发的，而内乱则是历史的必然。此话正确之极，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们，往往都视外患为心腹大患，却总是在“内乱”的阴沟里翻船。明朝更是如此，流民李自成的突然起事直至壮大，令明廷首尾难顾，而这个大变局的出现，竟然令得一直深为明朝廷重视的“关里关外”的危机也发生了转化，一直是主要对手的关外势力，让位给了来自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