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第1/4 页)

袁崇焕之计就是他出的，皇太极的汉化之路，他也是主要谋臣和推动者之一。他是汉人，但其地位尊崇，不在八旗之下，皇太极死后，范文程也是托孤重臣之一，多尔衮对他恩宠有加，不逊其兄。

范文程这时在盖州养病，虽在修养中，但他时刻关心着局势变化，对于两个月以来的形势了然于胸。北京失守的消息，大约在三月末至四月初传到沈阳。多尔衮闻讯，迅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当接到多尔衮召见时，不用多尔衮解释，范文程就已经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范文程认为李自成并不足惧，其理由有三点：“一，逼殒其主，天怒矣；二，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三，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从这三点分析我们可以感觉到，在范文程的亲自领导下，满清的情报工作非常出色，几乎如亲眼见到一样，把北京城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范文程由此推断，李自成的军队虽然强大，人数众多，但是没有任何的政治纲领与政治战略眼光。进入北京后，得志即猖狂，已经失去了天意、人心、民愿，不过是纸老虎。这个时候，要想统一全国，自然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范文程又反过来以此说明满清战略——“非安百姓不可”，得民心者得天下，此乃万世颠扑不灭之真理，崇祯不明此里，天下辄失，接替的李自成依然不明白这个道理，马上也要失去天下了，而此时得天下者，必是既明此理又能身体力行之人。

多尔衮召集诸臣开会，历时近四天，但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意见自然是范先生之言。与李自成、吴三桂、崇祯相比，多尔衮受皇太极言传身教，本身也是一个极有战略眼光的大政治家，清时历时三任首脑，均有非凡本领，此乃大幸事也，而最难得的是，他们对汉人的绝对信任，比汉政府更甚，这也是成功的必然因素。

多尔衮赞同范先生观点，在这个鼓励下，范文程再下一个奏折，以书面形式阐述自己的观点：

夫明之劲敌，唯我国与流寇耳。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为今之计，必任贤抚民，远过流寇，则近者悦而远者来，即流寇亦入而为臣矣……不然，是我国徒受其劳，而反为流寇驱民也。使举其见在者而驱之，后乃与流寇争，非计之长也。

这是范文程奏折上的一段话，今人看来，其中深意，值得后世人永为借鉴，这段奏折深刻揭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而对于如何巩固政权，保护胜利果实，范文程亦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但有已服者，亦有未服而宜抚者，当严禁军卒，秋毫无犯，又示以昔日得内地而不守之故，及今日进取中原之意，官仍为官，民仍为民，官之贤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养之，是抚其近而远者闻之自服矣。如此，河北数省可传檄而定也……　（范文程奏疏全文详见《清世祖实录》）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范文程战略（2）

这个大的战略方针，比之李自成要高明十倍不止，如果说多尔衮尚有几分迷惘的话，范文程则是在理论上行动上给多尔衮提供了最正确的方向。范文程提出的安民政策，也是皇太极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说的是军风军纪，“官仍为官，民仍为民，官之贤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养之，”，说的是于吏治与民事的方针，仍强调一个安字。而范文程更强调了时机的重要性，他强调这是一个大决战的时机，成则兴，败则遗恨终生，这个说法极大的推动了多尔衮的信心。范文程更明确指出，山海关在这个大决战中的重要性，而如何避开山海关，直趋北京，也是取胜之关键。

多尔衮不是崇祯，对正确的意见他完全接受。范先生的奏折阅后，多尔衮果断决定，全国动员，征调兵马迅速集结。这是满清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几乎是全民皆兵，后人称清朝“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

四月七日，多尔衮召集众将，向太祖、太宗神灵祭告出师，揭开了大决战的序幕。八日，只有七岁的顺治皇帝福临驾临笃恭殿，并向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颁赐“奉命大将军”敕印，授权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之最大权限，军中之赏罚之事，均允许“俱便宜从事”。并赐给黄伞、皇马褂等御用之物，以重事权。

九日，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及范文程、洪承畴等一大批满汉蒙古将领都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