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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的政治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他不赞成暴力革命，认为暴力革命的结果，只能得专制，而不能得共和。他认为，国民有立宪的迫切要求，就能实现立宪；国民如果没有这个迫切要求，运用暴力也解决不了问题。他认为，革命必然引起列强的干涉，给列强以灭亡中国的机会。他不赞成当时中国实行共和制度，因为中国国民还没有自治的能力，也就没有共和国民的资格。共和政治是议院政治，议员要有批判政治的常识，国内要有完备的政党，而中国都还不具备。中国这时产生的议员，不是顽固的老一辈，就是一知半解的新进青年，如果有政党，也支持不了一年之久。如果实行共和的议院政治，只能引起国家的混乱。

所以，梁启超的基本主张，就是和平的改革，通过开明专制，实行君主立宪。他在《开明专制论》中申论说：使用权力束缚人一部分的自由，叫做“制”。根据这个定义，我们研究如何运用这个权力，运用得好的、善良的叫做“开明制”，运用得不好的恶的，叫做“野蛮制”，以专断的、不好的、恶的方式运用权力，叫做“野蛮专制”，以专断的、好的、善良的方式运用权力，叫做“开明专制”。国家为什么很重视这个“制”呢？因为对内可以调和竞争，不使社会分裂，对外可以展开竞争，维护国家的利益。二者是互相利用的。所以，我们可以统一起来说，国家立“制”的精神，运用权力是遵循上述的精神的，就是好的、善良的，运用权力是违反上述精神的，就是不好的、恶的。

梁启超的政治活动虽然失败，但他说的很多话，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对的。他错在哪里？他自己也说不清。此外，国内外主张改良、立宪的人士，为了国家利益，在教育、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改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都是为国家增进的宝贵财富。这些工作，革命派当时基本上是顾不上做的。

1．三颗政治明星（7）

1903年以后，国内有张謇，海外有梁启超，发起了君主立宪运动。由于清政府在八国联军入侵之役后，顽固派被清除，清政府难以维持自己的统治，不得不声明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举办新政，主张君主立宪有了合法性，在官方也有一批人赞成和支持。1905年12月，清廷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但这些人颟顸无知，到国外转了一大圈，也考察不出什么来。中国的政治很有戏剧性，梁启超是清廷通缉的要犯，但只有他最懂立宪政治是怎么回子事。于是，他们就秘密地请梁启超来为他们起草考察报告。五大臣的考察报告竟然是通缉犯起草的，你说可笑不可笑？但这是事实。对于100年前，如此落后的政治状况，我们还能希望出现奇迹吗？在这份报告中，主张实行两院制、司法独立、责任内阁制和地方自治制。报告认为目前民智未大开，宪法程度不能太高，要待以后修改。载泽等回国后也向慈禧建议以5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端方等则提出了官制改革的建议，而这个建议也是出于梁启超之手。

五大臣的考察报告上达清廷后，反应倒是很快，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上谕，宣布预备立宪，“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并且立即着手进行官制改革。袁世凯参与了官制改革方案的制订，并且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个方案撤销了军机处，按照责任内阁制的改革原则，设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二人。这样的方案，以袁世凯的政治势力和成就，将来以副大臣身份掌握行政实权是顺理成章的事，对于削弱皇族特权，改良政治也是有益的。慈禧对于权力是很敏感的，她同意实行立宪，并不真是想放弃皇权，她的意图，既与民间的立宪派有距离，也同汉大臣们的意图相反，她是要借立宪之名，来加强皇权。袁世凯是当时的第一号有实际权力和影响力的汉族大臣。这对已经年迈的慈禧，当然是一个心病。梁启超的立宪意图，是希望国家通过和平改革，向现代民主的方向发展；袁世凯的意图，则是发展自己的权力，排除那些颟顸的皇族亲贵的牵制，实行新政。结果，袁世凯遭到慈禧太后的怒斥，被迫回到天津，辞去所有的兼职。11月6日公布的新官制，不仅军机处不撤，各地督抚的兵权也受到削弱，袁世凯的政治势力，受到的打击更大，颟顸无能的满族亲贵的权力却又扩大了。可是，他们能玩得转这些权力吗？

梁启超在海外看到这样倒行逆施的官制改革，非常失望，决心从推动政党组织着手，推动立宪运动。但可惜他的政治策略是：今天我们党和政府死战，还是第二位的；与革命党（指同盟会）死战，才是第一位的。有革命党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革命党。但是，我如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