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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否决了章太炎、宋教仁的政府组织原则，企图贯彻革命方略。但章太炎提出的问题要害是：“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也就是说，你如果不能战斗，你如果不是“天下为公”，与袁世凯、立宪派等其他政治派系分享政权，还有什么办法推倒满清王朝呢？那么，这个军政府式的组织机构，真能战斗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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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妥协之下：共和三岔口（1）

袁世凯是不是窃国大盗？这是个可以从不同的立场观点，见仁见智的问题。问题是，政治的斗争，归根结底是实力的较量。零和游戏也好，双赢局面也好，都要以实力为后盾。孙中山从海外带来了革命的精神和朝气，但要转化为力量，却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孙中山的革命目标，是要反对列强侵略，完成国家独立的使命。但他的宣传纲领，所谓民族主义，并非是直接针对列强侵略，而是狭隘的排满。在清政府体制内举办的新学刚刚开始，而革命党人的宣传主要是排满。对于国民的现代启蒙，各方面做的工作都很少，在《民报》时期民权主义的宣传，主要是在国外。国内在动员革命时更很少有现代国民意识的启蒙工作。孙中山和少数革命党人，虽然在理论上懂得了共和、民主的道理，但在具体对国民的动员上，还是考虑得很简单。在孙中山看来，只要先知先觉们取得了政权，就可以教育人民懂得国民的权利义务观念，完成共和的建设工作。他们有一个很简单的错误观念，就是清王朝不过是只纸老虎，一戳就破了，他们就可以掌握政权，改造国家。他们并不清楚，王朝更替，并不等于封建专制主义观念和体制就能够被肃清。这是两回事。孙中山虽然批评了章太炎，革命党的责任并不是完成了排满就结束了，但他不清楚，要完成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他动员的社会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他的党的素质也是远远不够的。他和梁启超都担心的国民素质问题，从社会基础上不显山不显水地制约着这场运动的进程，让后代的历史学家也看得一头雾水，总希望少数英雄人物能替代国民的觉悟来完成时代的改造，希望社会波浪起伏中长期的进化运动变成一场速食快餐。这既不可能是历史，也不可能成为现实。

同时，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他们没有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方案，从经济利益关系的革命改造来动员群众，也就是说，他们还不懂得要制定一个现代变革的经济政策，告诉群众，他们从革命中可以得到哪些利益。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以及其他革命派都只有政治动员，在军事上策动少数社会势力。因此，他们不可能集结起强大的革命力量，革命精神也就成了一门放空的“大炮”而已。

武昌起义后，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让人眼花缭乱。但黄兴、宋教仁等中国同盟会骨干又控制不住局势。清王朝这座衰朽的大庙，怎么就摇晃不倒？袁世凯指挥的清军竟然还有强大的战斗力，怎么办？革命党人没有什么对付列强的办法和力量，生怕战争延长，引起列强干涉，也希望迅速结束战斗。策反袁世凯倒向革命运动方面，就成了简单易行的方案。倒向革命的前清立宪派人士，更是对袁世凯抱有希望。袁世凯是当时中国最有军事、政治实力的汉族官僚，也在国际上享有声望，举办新政成绩卓著，从国家治理上讲，那些革命的毛头小伙子，又怎能和他比？因此，一时间“非袁莫属”的舆论很盛，人们对南北和谈抱有希望。在和谈中，袁世凯主张君主立宪制，也就是保持清王朝的空名虚位，由汉人掌握责任内阁，达成和平，结束战争。革命派方面，不赞成保留清王朝，只答应给予优待条件，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就推举他为大总统。

孙中山在理想上坚持共和制，在个人地位上不争权位。当他还在海外的时候，就同意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1911年11月16日致电民国军政府说：

“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指黎元洪）。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也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吾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

这虽然是以实现共和为前提的，但也可见孙中山一代革命者在政权问题上的幼稚和书生气。这封电报，也预示着孙中山后来个人的进退选择。

孙中山归国当选总统之后，立即打电报给袁世凯，解释了他当选总统与和谈的关系：我前天到上海，各位同志都要我承担起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