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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军民分治还是地方自治？（2）

陈炯明，生于1878年1月13日（清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广东海丰人，字竞存。父亲是位商人。陈炯明1898年考中秀才，1906年入广东政法学堂读书，1908年毕业。1909年任省谘议局议员。是年，陈加入同盟会，参与了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武昌起义后，陈炯明到东江组织民军起义，又策反旧式清军“防营”，组成“循军”，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广东光复后，任副都督、代理都督。他在裁遣军队、安定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排除异己，重用旧军人和旧军官，激起另一支民军王和顺的“惠军”的反抗，被裁遣民军组织“扶正同盟会”，以二次革命为号召，与广东政府对立。由广东新军组成的北伐部队，即第四军也被迫解散，保留的精锐部队炮队回粤后也被缴械解散，自毁长城。他封禁了批评他的报纸《总商会报》、《公言报》、《佗城报》，枪杀记者陈听香。他和胡汉民一起严厉禁止会党和其他团体活动。

江西和广东政府都面临着整顿秩序、恢复治安、裁遣军队的严峻任务。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动员会党、民团，策反旧式军队，招募城市游民，使各省的军队大大地扩张了。而这些军队无论是军事素质，还是政治素质都很差。战争结束以后，不得不面临裁遣的严峻任务。但是，各省财政困难，在裁遣的过程中，一些军队因缺饷（其实是挨饿）兵变，而一些军队则直接哗溃成为土匪。同时，革命激发了游民暴动，革命停止以后，执政的革命党人不得不反过头来镇压游民暴动。黄兴在南京镇压兵变，李烈钧在江西也镇压兵变。李烈钧报告江西形势的严峻状况时说：“初至境内，检点军实，几于有匪皆兵，无兵不匪，口唱洪江，大呼革命。狐鸣篝火，一夕数惊。”洪江，即会党组织洪江会，他们乘革命之际，入城抢掠。为了恢复秩序，李烈钧残酷地镇压了会党的暴动，所谓“刑乱用重”，“治乱世，用重典”。也就是说，治理混乱的社会秩序，需要用严酷的刑法。

不过，李烈钧毕竟是一位优秀的军人，他一方面裁遣军队，而另一方面又整训部队。他接收了留守府的警卫团，以充实有战斗力的武装。1912年10月28日，李烈钧邀请孙中山视察江西，校阅军队。这是孙中山下野后第一次校阅军队，十分令人瞩目。11月间，李烈钧又发布征兵令，征召土著农民入伍，充实和改善军队素质。他把江西军队整训编组为两个师，形成了可以守护江西、与袁世凯势力抗衡的力量。

广东的军队掌握在陈炯明手里，但维持秩序的基本方针，都督胡汉民和陈是一致的。陈组织了广东全省总绥靖处，在全省划分军政合一的绥靖区，大举清乡。广东光复时，集结了民军约15万人，陆续裁遣了11万人。这些被裁遣的士兵，只拿到一点微薄的恩饷，散到社会上，无田可种，无业可就，只能沦为土匪。于是，广东政府又被迫大举清乡，而清乡的军队又十分残暴。著名革命党人朱执信负责广阳绥靖处时，杀人不知凡几，继任者也杀人如草。即使小小犯法，也往往被即时处决，草菅人命，没有法治可言。前清的地方权力体系在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而广东的革命政府并没有办法建立起自己的基层组织，因而在清乡过程中又遭到地方的强烈反抗，无法巩固政权。

陈炯明并不是军校出身，以民军起家，在军界根基不深，整编广东军队时，心胸狭隘，只保留自己的民军，而又留用旧军（指旧式组织的防营等前清部队，与新军在政治、军事素质上都不相称）官兵。广东训练有素的新军既遭解散，这时的广东军队的战斗力就差多了。他整编广东军队为两师一旅，但他收留的军官一个个向袁世凯表示效忠，使广东的军队在政治上很不可靠。

仅仅依靠控制军队和暴力镇压，并不能建立起同盟会在广东统治的社会基础。孙中山认为，当时中国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经达到，只有民生主义还没有达到。因此，他到广东后，就希望广东首先实施民生主义。孙中山认为，现在是新旧交替时期，旧政府已经被革命废除，在鼎革之际，需要改换契约，使财产具有合法性，趁这个机会，实行平均地权很容易。所谓平均地权，就是按土地的价格抽税，值百抽一。即如果这块土地市值100元，就要交税1元。如果以后这块土地涨价到200元，那么这增加的100元属于国家所有。孙中山就是通过这个办法来改变地主土地所有制，并且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于是，广东都督府根据孙中山的意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