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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西关系源头，谱写丝路文化新章

——重读丘进先生的《中国与罗马》

中西关系的缘起，并不在汉代。在汉代之前，中西方就已经具有了不连贯的、非系统的、不明确的和甚至大多是以传说和误解为基础的相互了解。在希腊和拉丁作家中，最早提到“赛里斯国”的人，应属公元前4世纪的克泰夏斯（Ctesias）。他在一部有关世界上有人居住区域的奇闻轶事的著作中，便提到：“赛里斯人和北印度人身材高大，甚至可以发现某些身高达13肘尺（Coudée，约合0。5米）的人。他们可以寿逾200岁。”现代考古发掘，提供了有关早期中西关系的更多物证。近年来从人类学、人类文化学、人类物质文明史角度从事的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特别令人耳目一新。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中西交流史源远流长，其肇端应断代为公元前数世纪时。

然而，据现有的可靠史料记载，中西关系史应该是于汉代（自公元前2世纪起）形成雏形，于唐代期间形成了明确而又固定的关系，到明清时代形成了交流高潮——近代意义上的“中西关系”。

中西关系的发轫，正如古今中外所有国家间、地区间和民族间的交往一样，物质需求应为主导。由于追逐和寻求物质财富资源、开发资源、争夺资源和利用资源，才产生了与他方交往的欲望。过去某些国家、某些学者宣扬的以推进人文价值观念，某种文化和信仰，或者是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利益，才走出家门、地域门和国门，将目光和精力投向外方的观点，是有明显偏颇的。中外历史上的一次次友好往来、一场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一次次军事远征，主要都是为了争夺物质资源和经济利益。甚至连许多“文化传播”的背后，也明显地受经济利益的策动。归根结底，在早期，应该是物质交流催生了文化交流，文化交流也必然会最终转向为物质交流服务。当然，随着历史越向前发展，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了。对资源和物质利益的追求，必然会导致文化交流的产生与发展；文化交流的兴旺发达，也必然会导致物质交流的突飞猛进。在经济交流中，必然带去文化成分；在文化交流中，也必然会涉及物质利益。当然，历史发展到今天，经济与文化的交流，有时很难区分孰轻孰重，孰前孰后了。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大概是永远不能颠倒的。

古老的欧亚大陆，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主宰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华社会与罗马社会，巍然屹立于欧亚大陆的两极。它们之间的交流，不仅对这两大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也深刻影响其间广袤无垠、民族众多和历史复杂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文明，都带有中华文明与罗马文明的明显影响。所以我国早期学者，都把该学科称为“西域史地研究”或“中西交通史”。用现代学术语言，则将这种漫长而又错综复杂的交往途径，归纳为“丝绸之路”。无论这种定名恰当与否，科学性有多大，它已成了学术界的一种不绝于耳和言必称之的流行语，或者是一种无所不纳的“百宝囊”。我们也只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无论如何，“丝绸之路”是古代将世界四大文明连接起来的重要交通枢纽。

我们还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早期的中国与罗马之间的关系史上，很少有这两极之间的直接交往。丝绸之路也从未从一端直通另一端。特别是在汉代，中国与罗马之间的交往，始终是通过大中亚的无数民族或大大小小邦国的中介作用，才逐程逐站地接力式完成的。这些民族与邦国，出于经济和政治利益，有时故意向两极隐瞒对方的真实情况（如丝绸的产地和生产技术问题），或者是千方百计地阻止双方的直接交流（如劝阻甘英渡海西使）。研究早期中国与罗马的关系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丝绸之路沿途各民族与小王国的历史，以及它们与两极之间的关系史。这就是中国与罗马关系史上的“路线图”问题。中亚始终受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的制约。曾经沧海难为水，许多盛极一时的城邦国一个个、一批批地被湮没，许多民族被迫远距离地迁徙，道路改道甚为频繁，绿洲变成沙漠大碛，江河湖泊变成瀚海。所以，中国与罗马早期交往史上的许多问题，都非常复杂和混乱，需要作出大量的梳理和考证工作。这始终是摆在从事中西关系史研究的学者们面前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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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探索中西关系源头，谱写丝路文化新章（2）

在中国早期与西域，乃至中国与罗马的交往关系中，虽有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