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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实现效率最大化，那么交易成本就不为零。因此“交易成本为零”等价于“交易效率最大化”。既然交易效率已经最大化了，那么任何对此交易的改动，一定不可能使其效率更大，否则就不是“最”了。因此政府试图通过减租来促进佃农合约效率更大，是不可能的。要么效率不变，更大的可能是效率降低。

五常先生在《〈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中说，当时他的论文引起了阿尔奇安、施蒂格勒等众多顶尖经济学者的争论，还说他文中的一个注脚成了后来博弈论创建的“导火线”。《佃农理论》真的如他说的那样神秘莫测吗？

实际上，五常先生的佃农理论与实践不符。正如中国台湾经济学家陈昭南等在《耕者有其田的理论基础——新租佃理论之商榷》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五常先生推导出台湾土地改革不需要进行的结论与实际状况不符，五常先生所带的博士后易宪容先生也承认了这一点。

五常先生的佃农理论为什么与实践不符呢？第一，五常先生的分析基础存在问题。交易成本的核算发生在事后，只有当一项交易完成时，才能知道其交易成本是多少。事前或者事中，无法核算一项交易或者制度的交易成本。所以，五常先生预设台湾佃农制度的交易成本为零，恐怕是对交易成本内涵的误解。第二，1974年，斯蒂格利茨（Stiglitz）在一篇题为《契约理论与宏观经济波动》的文章中指出，分成租佃契约的重要问题是它们是不完全的，它们不能详细地规定在每一个自然态中工人所要完成的劳动的数量，因为努力的水平是无法观察到的。进一步讲，即使努力的水平可以观察到，由于在第三方当事人的面前证实工人没有按照契约规定的努力水平付出劳动存在的困难，履行契约同样存在困难。第三，稳定的佃农合约，的确是一种均衡，但不能保证是最佳均衡。这个问题，后文再分析。第四，一项行为的结果是否有效率，依赖于诸多的约束条件。任何一个条件变化了，结果就会不同。五常先生认为，台湾的农地改革扭曲了资源的配置，其并不符合经济效率。然而，如果不把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与意识形态作为选择的约束条件，则台湾的农地改革，的确扭曲了原先的市场资源配置；如果把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与意识形态作为选择的约束条件，则台湾农地改革是在约束条件下极大化选择的结果，是符合经济效率的。

此外，《佃农理论》的历史意义没有一些学者评价的那么高。尽管易宪容先生承认佃农理论是错误的，但他辩解说：五常的最大贡献在于将科斯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并做出突破，特别是强调了“当存在交易成本时，制度是至关重要的”这一观点。这里，我们有必要首先对科斯定理做出分析。尽管我赞成“当存在交易成本时，制度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观点，但困难在于，我们并不是先知道交易成本，然后才考虑制度问题。而是先有制度，然后知道制度成本。只有先确定制度，才清楚其成本。在此之前，我们无法判断制度成本为多少。科斯定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科斯谬误。当然，说科斯定理是科斯谬误，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

我记得，五常先生反复强调波普尔的理论，即可证伪性只是指有被证伪的潜在可能，如果它真的被证伪了，即这种潜在可能一旦成为了现实，哪怕是只出现一件反例——那它就不再是正确的理论。科斯定理和佃农理论，可以并且能够被证伪。

2。关于帕累托最优理论。

五常先生1998年就任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时作了题为《交易费用的范式》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五常先生称：在存在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帕累托最优是应该被重新理解的。在现实经济中，帕累托最优是处处满足的。如果认为帕累托最优条件没有被满足，则是因为我们忽略了某些特定的约束条件。譬如自助餐（这个例子，最早出现在五常先生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一书），用餐者的最后一口的边际效用为零，而食物提供者的边际成本却大于零，这是和帕累托最优条件相违背的。但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来看，自助餐的形式节省了等候和伺候顾客的费用，而且这种费用的节省一定是大于限制顾客消费的“浪费”，因此帕累托最优仍然是满足的。

“迟暮美人”张五常（3）

五常先生将帕累托最优与一般意义上的均衡混为一谈了。如果交易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是双方自由选择的结果，满足帕累托最优的条件；对于那些非自愿交易，显然不可能实现帕累托最优。比如说，杨白劳欠了黄世仁一笔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