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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日，天雄节度使符彦卿奉旨来朝，哪知太祖因为把石守信，王审琦调了外任，身边少了知己亲信，未免感到寂寞，如今见到符彦卿，便有意把他调入京城，掌管禁军。

赵普忙谏阻道：“陛下原来不是说过要强干弱枝，削夺各州节度官员权柄的吗？正是因为防范石，王二人位高权重，恐生不测，因而把他们调外任职。如今符彦卿已有太师，枢密，宰相之衔，又领节度使之职，文武职权都是名位已至*，不宜再掌禁军兵权。若太过位高权盛，恐有损陛下。”

太祖本是居心仁厚，对彦卿毫无猜疑的，因而笑道：“朕与彦卿深交莫逆，卿苦疑彦卿，莫非嫌彦卿位高权盛驾凌汝之上而生妒么？朕与彦卿相交至厚，彦卿又岂能负朕？”

赵普见太祖屡谏不听，反说自己生妒，愤然发话道：“周世宗待陛下何尝不厚，陛下何以又能负周世宗？”

太祖听了，虽然很觉逆耳，但思量之下，这也确是实话，也是为大宋江山着想的。细细想来：我这大宋江山是从他外甥手里夺来的，谁又能保他不会从我手中夺去？于是，也就不提此事了，只是把朝政革新，从今而后，节度使不再参与地方政务，地方政务交还州、府官员掌管，并由州、府官员负责向朝廷匯报当地军政情报等等事项，详细向彦卿告诉。也不委彦卿以禁军兵权，欢聚数日后，依旧遣回邺都任职。

彦卿本来就是个宅心仁厚之人，既无机心，亦无野心，听罢太祖一番叮嘱，只是一味的连连应喏，陛辞而去。

光义与赵普见太祖听从劝谏，心中大喜，便与三位宰相一番商议，派遣大理正卿靳正汉为馆陶县令，监察御史王佑为魏县令，右赞善大夫周渭为永济县令，屯田员外郎于继辉为临济县令。这几个都是朝中知名的诤臣，来到邺都各州府之后，雷厉风行，依次接管政务。这个周渭到了永济之后，发现有罪犯杀人后逃亡，细查之后，放纵罪犯逃亡的正是符彦卿派驻永济的偏将沈江，便严令衙役缉捕，立即法办，也不再向州府上送。

一时之间，其他各县也都竞相仿效，地方吏治肃然，太祖大喜，陆续派遣文官到各地方州郡担任长官，以取代跋扈难制的军人，在“制其钱谷”方面，太祖又设置转运使来管理地方财政，并规定，各州的赋税收入除留取其正常的经费开支外，其馀的一律送交朝廷，不得擅留。这样，既增加了中央的财政收入，又使地方无法拥有对抗中央的物质基础。在“收其精兵”方面，太祖又将厢军、乡兵等地方军队中的精锐将士，统统抽调到中央禁军，使禁军人数扩充到几十万，而地方部队只剩下一些老弱兵员，只能充当管理当地治安，缺乏作战能力，根本无法和中央禁军抗衡的部队，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消灭了地方将领反抗中央的军事基础了。

太祖通过对藩镇权力的剥夺，对武臣的压抑，改变了五代时期藩镇割据、朝廷衰弱、武人跋扈、文臣无权的状况，提高了中央的威权。在中央内部，太祖又着手分割宰臣的权力，为宰相设置了副相参知政事，来分散和牵掣宰相权力，宰相和参知政事统称为执政，而军政归于枢密院，其长官叫枢密使，枢密院与执政合称“二府”，财政大权另归于三司，其长官叫三司使，号称“计相”，这三者地位都差不多，都直属于皇帝。通过对相权的分割，防止了大臣专权的局面，太祖就曾直言不讳地当面对宰相赵普说：“国家大事可不是你们这几个人说了算的。”说明宋代君主*体制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加强。这些措施结束了唐朝中叶以来的藩镇割据局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这都是赵匡胤“重文抑武”的英明决策，正是这一政策的实施，带来了大宋立国后的安定和繁荣昌盛。但是，这些措施也使得官员增多，开支增大，权力互相钳制约束、带兵的将领和地方实力削弱，埋下了日后积贫积弱，两次亡国的祸根，不过，我们不能过高地要求古人，这些都不是赵匡胤当时所能预见的。

前面九十四回说到　太祖西巡，驾幸西京之事，曾动了迁都洛阳之意，只因朝臣反对，只好作罢。说起这洛阳，是什么吸引太祖的呢？

第一：他是在洛阳出生的，所以，洛阳可说是他的第二故乡。当年赵弘殷在在洛阳卖烧镆的，后来投军李嗣源手下当一个小将领，在洛阳掌管马匹，赵匡胤的母亲杜氏就是在夹马营生下他来的。如果赵匡胤是一个普罗大众，平平凡凡地度过一生，哪么，谁也不会关心“夹马营”这个地方的。但是，自从赵匡胤当了皇帝之后，这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洛阳官府正积极的搜集当年太祖降生时的“圣迹”，民间的“传说”，不断的报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