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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说的、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我们做的也有许多超过了马克思。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里出理论。我们干成功了，在意识形态上反映出来就是理论。所以，“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我们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它们总是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人。”这些都是迷信，而“一切迷信都要打破”。现在的办法就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都爆发出来。他还提起一件事，昨天有位同志说“跟了某人走就是不错的”。他认为，这位同志说得不对，这个“跟”字用得不好。①中国人为什么总是跟在苏联人屁股后面，独立思考不是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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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另眼相看大跃进（2）

破除迷信，不要服从洋人，这些话使莫斯科听起来很刺耳。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苏联经验不再被奉为神圣。有份杂志公开发表的文章称，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下，“没有必要把苏联的老方法运用到工业方面去”。结果，忽视苏联经验，不信任苏联专家的事件屡屡发生。国家二机部的一份报告透露，中国工作人员“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些不同意见”，结果同苏联专家“彼此之间有些争论”，“在一些技术问题上扭来扭去，各执一词。”②

1958年夏季，不少企业甚至把技术部门撤销了，并且取消了必要的操作细则和生产定额标准。这种做法，不仅使苏联专家无用武之地，而且破坏了企业的生产程序，结果许多产品不合格，造成极大的浪费。当时苏联援建的鞍山钢铁公司就是其中的一例，该公司将技术检查科的人员全部裁减，各车间在没有工艺规程的情况下盲目进行生产，产品也没有经过必要的检验。随之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苏联专家关于遵守工艺规程的建议被置之不理，有些车间甚至把工艺规程废除了，一些工作人员无视苏联专家的劝告和意见。结果不仅使一级钢轨的产量由原来的93％下降到42％至45％，而且使某些高炉拱顶的寿命由原来能炼四百至五百炉，减少到只能炼五十炉。1959年同1958年相比，轧管车间的废品增加了两倍，一号初轧机的废品差不多增长了两倍半，二号初轧机的废品增加了两倍多。

不仅如此，一些建设部门经常违反苏联专家提出的设计要求，随意取代设计中规定的定型材料，毫无道理地违反苏联专家在设计时定下来的标准。由于忽视苏联专家的建议和违反苏方提供的技术规程，经常发生重大伤亡事故，如新安江水电站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故。

这种给企业生产带来极大破坏的做法竟然被冠以“革新”的帽子，引起苏联专家的强烈不满。他们劝告企业领导人，不要毫无根据地违反已经确定下来的并且经过苏联的实践检验过的生产工艺程序，也不能违反有关产品质量的技术要求，更不能打破企业合理的管理结构。专家们不仅提出口头劝告，还向企业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写信。苏联专家彼斯托夫斯基1958年至1959年曾在中国参加过动力设备的安装工作，他在1959年2月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了中国人严重违反苏联技术标准要求的现象。他说：“中国同志决定靠降低安全系数来简化动力装备，不遵守某些电力技术规章，在设备没有保障的条件下安装关键设备，不按技术标准和规章制度使用设备，任意使设备超负荷工作，破坏锅炉的动力状态。同时，还为这些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辩解说，这是反对技术上的教条主义、保守主义和神秘主义。这些违反规章制度的做法，使我们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处于困难的境地。”①

不仅如此，一些中国人自以为是的举止触动了“老大哥”的神经，使苏联人颇为不满。中国驻苏大使馆在1959年1月的一份报告中披露说，最近一些时候，我们有些同志在对外接触中，言谈不够谦虚，认为苏联不如我们中国有办法，没有什么可以向他们学了。不适当地强调中国的成就，甚至夸大中国的建设速度。有些人对苏联人态度傲慢，使苏联人难堪。于是，大使馆建议，今后如果对苏联有什么不同意见，应尽量避免在报刊上或群众中间公开表露出来。对在华的苏联专家应多做一些工作，要以谦虚的态度对待他们。①

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坚持让苏联专家听从中国的“大跃进”。他不可能因为苏联人有意见，就使“大跃进”偃旗息鼓。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批示说：要团结一切苏联专家，同我们一道，争取超额完成任务。即使有少数人在一个时期和我们意见不一致，也应该好好说服他们。总而言之，要遵照中央的指示，团结一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为总路线和“大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