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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赖违反禁令擅入内地传教，以传教为名犯下滔天罪行，最终被朝廷绳之以法，完全是罪有应得。但是在消息传回法国以后，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为了进一步取得教会支持，巩固军事独裁及扩张大资产阶级的海外权益，提出“为保护圣教而战”口号，向朝廷发出了战争的叫嚣。

就在这件事发生半年以后，广州发生了后来称为“亚罗号事件”的朝廷水师查禁走私案件。早在1853年，英国串通法国、美国凭借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有“恐不无稍有不变更之处，应俟12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的说法，以利益“一体均沾”为借口，英国提出要求清政府修改《南京条约》，法、美亦趁机提出修改《黄埔条约》《望厦条约》的要求，遭到清政府的拒绝。当时因英、法正陷于同俄国争夺黑海出海口的克里米亚战争，无暇以武力东顾中国，美国因兵力有限，也无法对华单独一战，三国权作暂时容忍。到了今年，《黄埔条约》《望厦条约》12年届满，美国率先再次提出修约要求。此时，克里米亚战争已经以英、法的获胜俄罗斯的失败而告结束。美国的要求是由美国新任驻华公使伯驾提出的，修约要求当然再次遭到清政府的拒绝。英国便一直寻找借口。这个借口终于被他等到了。

在朝廷同英法美等国在鸦片战争后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以后，在五个通商口岸就出现了许多的洋行代办。这些洋行代办，借着洋人的威风，性走私之实。在广州有一个洋行的买办方亚明，他同时也是一艘100吨的商船“亚罗号”船的船主。方亚明雇用英人为船长，常航行于港、澳、广州、汕头之间，名为运货，实则与海盗相勾结，专干接赃勾当。因该船曾被海盗夺去。方亚明为了方便于走私，曾在香港英国政府机关为“亚罗号”商船领过登记证。这次次，该船自厦门开往广州，停泊于广州黄浦。

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接到民众报告，说是在“亚罗号”上有海盗，并涉嫌走私。他遂带领兵勇登上了停泊在黄埔港“亚罗号”船，并逮捕了2名中国海盗和10名有海盗嫌疑的水手。这条船的船长虽然是英国人，但在梁国定查捕时，并没有难为英国船长。事件发生后，英国船长向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做了报告。巴夏礼接到船长的报告后，内心一阵狂喜，机会终于等到了。这巴夏礼，乃是苏格兰人，巴夏礼自幼丧父，由叔叔扶养长大。十三岁时他来到澳门，投靠一位嫁给普鲁士传教士的表姊。在那里他学了一年汉语。次年，英国特使璞鼎查选他作为随员，带着他参加了中英《南京条约》的签字仪式。

此后巴夏礼历任英国驻厦门、福州、上海领事馆的翻译员，追随英国第一代驻华领事，多次跟中国官员交涉。在同中国人的交涉中，他逐渐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跟中国人打交道，要想免除麻烦，唯一途径就是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和不可通融的态度。在任何事情上，不管它多么细小琐碎，多么不足轻重，都不可轻易让步，否则中国人就会得寸进尺，没完没了地提出新要求。仪式上和文字上的任何细微末节，尤须仔细检查，因为中国官员从小受到训练，相信权威来源于细节。拿细节做文章，在他们是轻而易举的事。

三个月前，巴夏礼才从英国回到广州任职。在英国的时候就以他对中国事务的独到观察，给英帝国的外交部留下深刻印象。首相巴麦尊、外相克兰顿和副外相哈蒙德都亲自跟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等他回到中国接手广州领事时，他和驻华公使包灵以及英国外交部之间，已经就对华强硬立场达成共识。达成了一个新的观点是：对华交涉，“调子一定要高”，绝不让步，绝不放过一件小事，一有机会就要提出广州入城问题。这天，贤丰六年九月初十，西历一八五六年十月八日，巴夏礼听得“亚罗号”船长英国人肯尼迪来报“亚罗号”被查禁，他亲自带人赶往现场。此时粱国定战船，停泊在永清门外，被抓的船员还在船上。巴夏礼登上船，便即要求将所有被扣水手交还给他。根据道光二十三年《虎门条约》，英国船只上任何船员，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中国方面不得单方面逮捕。如果他们有犯法情事，须知会英领事，由后者进行调查，决定是否移送中国官府。

梁国定自然不会答应他的要求。在他看来，这不是一艘英国船。而且水手中夹杂有朝廷通缉的江洋大盗，证据确凿，大清水师完全有权抓人。再者，此事已经报告上官。没有上官命令，绝不放人。

整个交涉，巴夏礼态度强硬，用词严厉，指控他们严重违背协议，必须立即放人。船上的水兵们对他的要求嗤之以鼻，针锋相对。巴夏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