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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守规矩，国会专权，成为那个时期最麻烦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恪守代议制的梁启超他们的研究系（具有强烈的英美留学生的色彩），乐于跟段祺瑞合作，废掉民元国会，重起炉灶，设计出第二届国会（即后来所谓的安福国会）的缘故。段祺瑞发现，自己老实地守代议制的规矩，就什么事都办不成，不守规矩，引入军人干政，施展权术手段，就一帆风顺。情势逼着军阀们不得不倒退着走，先是被迫倒退，然后是主动倒退，在第二届国会中，段祺瑞和徐树铮，把自己的盟友研究系，玩到半残。

在段祺瑞的皖系军阀统治时期，国会还正常运转，觉得国会不合作，也只能是换一个国会，这个国会选举的时候固然有舞弊，但总的来说还有规矩。到了直系上台，曹锟想当总统，就直接拿钱买票，买了票还开收据。等到直系下台，奉系当家的时候，干脆就是军政府，张作霖做大元帅，连形式上的代议制都没有了。国民党上台，部分地学习苏俄，实行社会控制，军国体制贯彻得比奉系粗糙的军政府，更胜一筹。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说过，在*这个纬度上，民国政治是沿着下降线在行进。

民国的三个面相（4）

尽管在下降线行进，但作为外表的*制度，依然起作用。当政者对于这个来自西方的制度还有相当的尊重，对于制度规定的公民自由，还是允许的。虽然允许的程度不一样，北洋统治的多数时期，允许程度高一些，媒体骂政府，骂元首，尽管骂的很不堪，当政者也只好忍着。国民党时期宽容度要低一点，但依旧允许民间自己办报办刊，顶多新闻检查时，发现关碍文字，开天窗就是。杀记者的事，只有胡匪出身的张作霖才能做出来，连蒋介石这样的强人，对于跟自己唱反调的报人，比如申报的史量才，也只能采取暗杀手段对付，不敢公然封了人家的报纸，抓人入狱。对于教育，北洋时代基本上奉行政府不干涉政策，任由学校自行其事，因此即便是国家办的国立大学，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都能得到保证，私立和教会大学自不必说，因此，这一时期有众多的野鸡大学，但也有不少一流的大学。国民党虽然推行党化教育，但在学校师生的抵制下，最多只取得了表面的进展，安设一个并没有多少权力，且人人讨厌的训导处而已。

正因为如此，民国时期不仅文化艺术相当繁荣，而且思想文化和学术也有可观的成绩。高等教育，有长足的发展，那时大学学术和人才的繁盛，至今令人怀念。其中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是这种繁荣最好的制度保障（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公然取消了人民“赤化”的权利，但在大学里，讲*主义还是被允许的）。而这种制度保障，绝对来自于当政者对作为看起来似乎是表面文章的*制的尊重。应该说，一个“虚体”的制度能发挥作用，外面有西方存在的背景，进化论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只要西方强大的现实摆在那里，这个影响力就总会存在。

三，话语吊诡

进入现代以后，每个时代都会有主导的话语，民国初期的主导话语，是“适者生存”，这跟进化论的信仰直接相关。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流行的主导话语变成了“劳动”和“阶级”，而后者最为重要，在“阶级”话语流行过程中，“劳动”逐渐退为“阶级”的辅助说明，自大革命始，“阶级”一统天下。

“阶级”是一个中国固有名词被赋予新意的概念，成为流行话语，起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由俄国人送来的，具有强烈的列宁主义色彩。列宁主义的阶级概念，直接袭承*主义理论，稍有变通。*主义的阶级理论，主要是针对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言的。所谓的无产阶级，实际上指产业工人，特别强调其跟大机器生产、所谓先进生产力的联系，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动力。至于其它的社会阶级，封建主、农民等等，只不过是一些行将灭亡的社会残余，并不在理论的主体框架内。列宁面对的是落后的俄国，不大可能完全忽视农民，但在俄国革命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始终是一种被改造的被动附庸。

阶级理论在中国，显然不能如此原教旨，因为中国的产业工人，实在太少，而且太没影响。阶级话语，是一种革命的工具，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用来区分敌我友的基本准则，因此必须有所变通，这种变通，是符合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真义的。中国的阶级话语，以毛泽东的论说最为典型，他1926年在国民革命期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两文，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式的阶级话语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