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1/4 页)

总编辑序

由于现代的世界渐渐变得更加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认识它不断变

得更加必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不断变得更加复杂。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

加，论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

的工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从本世纪初起，剑桥史书已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的丛书树立了一种模

式，其所包含的各章由专家在每卷编辑的指导下撰写。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

《剑桥近代史》，在　１９０２　到　１９１２　年间以　１６　卷本问世。接着出版了《剑桥古

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和关于印度、波兰以及英

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为　１２　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

《剑桥欧洲经济史》也即将完成。其他剑桥史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

史、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和中国史。

就中国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

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

少分歧交错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极为详尽、广泛，中国有关历史的学术许

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达而精深的。直到最近几十年之前，西方的中国研

究尽管有欧洲中国学家重要的开创工作，其进展却几乎没有超过少数史学典

籍的翻译和主要王朝及其制度的概略的历史。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丰富的有关历史的传统学

术，不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了解，而且还大大地

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

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

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

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

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

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１９６６　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

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　６　卷。从那时起，公认的

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动

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

变为计划出　１５　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的

许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　１０　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史

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

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必

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不由发生兴趣的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谢亮生译）

译者的话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是《剑桥中国史》第　１３　卷的中译本。为保持

原貌，我们未作删改。有关观点、材料取舍等方面的问题，请读者自行鉴别。

原书地图所用地名有与当时所用地名不同者，内容也有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

者，我们也未予改动。书中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尽可能查出原文；少数查

不到原文的，从英文回译，删除了引号。有些地方我们加了译者注。全书由

刘敬坤统一文字体例；译者注亦主要为刘敬坤所加。全书中文专门词语的复

原以及英文注释的翻译、书目提要和书目的翻译整理由李宝鸿负责；中文名

称的查对，由刘敬坤负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陈铁健、王学庄、

韩信夫也对中文名称作了不少订正。叶宗敭初校了全书（除去第　２　章）；南